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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世”的莫言获奖改变诺贝尔文学奖版图(3)

2012-11-19 13:31:06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他以中国电影来类比,说明莫言小说中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关系:中国从第五代导演起突然获得了现代的世界性的电影元素,一旦电影获得形式上的认可,西方观众就能看到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的内容。“形式上他们看到色彩鲜艳、有美感的画面,但使他们真正惊叹的是从未听过、看过的故事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在数量有限的专业读者中,莫言不乏欣赏者和赞美者。2008年,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第一次读到莫言。他发现,在这位中国作家的小说中,人们吃吃喝喝,忍饥挨饿,说话做事,杀人害人,可都写的那么眼花缭乱。他感觉莫言小说里一种迷人的残酷,这残酷被处理得美妙、幽默。

戴维斯则表示莫言“是一个天才,难得的卓越小说家”。他说:“我读他作品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受关注,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读托尔斯泰。我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我觉得没有一部不好的。”他甚至在文章中写道:“虽然此书(《红高粱》)在美国尚未成气候,作为西方读者,我觉得它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 弟》、《罪与罚》不相上下。” 

《纽约时报》在对《生死疲劳》的书评中称赞说:这样的摘要可能会让这部小说听上去过于精巧,然而事实上它很苦涩也很坚韧,不修边幅又滑稽有趣……小说情节中充满巧合,作者用冷静的笔触刻画最滑稽可笑的事件,而又在无数瞬间捕捉到人物的哀伤。”

除了对莫言写作技巧的剖析,很多人也试图在更广泛层面上寻找莫言在世界读者心中的地位。教授拉美文学的戴维斯认为,莫言作品的视角比拉美文学更宽广。“《红高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它的范畴是这个世界,莫言勇于看待痛苦的事物,观察事物的全貌、人类的经验,他通常比美国作家更热衷于此,他所引导的经 验涉及人类感觉的方方面面。”

“我不认为莫言在写作前会作任何悲观或乐观的预设,他想尽办法丰富和多样化笔下的人类经验,这一点对美国文学来说弥足珍贵——他们需要更精妙的深度。”戴维斯说。

张旭东认为,拉美从六七十年代以来常盛不衰,在全世界影响非常大,也被西方主流所接受,莫言的作品和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尽管细读会发现区别很大,但形式上存在着类比关系,“可以帮助西方读者找到入口。”

“他的叙事手法上固然新奇,但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他语言本身的特色、呈现的当代中国生活形式,民间语言的丰富性,中国的传统叙事,让西方读者感觉到背后的故事闻所未闻,想象的方式闻所未闻,这些文学形式的结合,是莫言在写作上被理解的基础。”张旭东说。

他以中国电影来类比,说明莫言小说中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关系:中国从第五代导演起突然获得了现代的世界性的电影元素,一旦电影获得形式上的认可,西方观众就能看到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的内容。“形式上他们看到色彩鲜艳、有美感的画面,但使他们真正惊叹的是从未听过、看过的故事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不管如何,关于莫言的讨论已经开始热闹起来。“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人们努力想从这些标签中抓出一个,给莫言归类、 定位,以便获得一种掌控之内的安全感。也有人说莫言像马尔克斯、福克纳、像詹姆斯·乔伊斯、大江健三郎。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人们急于给莫言找一个位置。 面对着没有被定位的莫言,人们惊慌失措,无法形成概念。

莫言的自由写作既意味着技法上的不规范和不成熟,也意味着一种让人“恐惧又迷恋”的力量。

在来自国外的对莫言的评价中,“自由”一词被反复使用。这很难说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的评价。事实是,人们从莫言作品中看出的东西包括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福克纳的意识流,似乎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一种缺乏边界的破坏力和野性。

张旭东这样评价莫言写作技巧的复杂性:“泥沙俱下,多种多样,语言上以滑稽模仿的形式,包揽了社会各个层面。在文学内部,甚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搞怪文学、伪文学、官腔官调的文学、投机取巧的文学、恶俗的文学……他的文字力量刚好把中国当代文学语言里不纯的、杂乱的状态吸收在有意味的形式里。”

“这种用变异了的方式去把握一个异化了的现实的能力,是莫言文学张力的一个特色。”他试着解释莫言使用这种风格的用意:“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能以常态的传统意识去把握,这恰恰是非常理智地把握中国现实的一种努力。”

而在很多人看来,莫言的自由与其说来自主动选择,不如说来自他专业文学训练的缺失,或者说,来自中国当代作家整体性的文学训练缺失。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意见是:“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因此,苏童和莫言兴高采烈地自由表现生理细节,其中往往伴随着性、出生、疾病及暴死。”

戴维斯同意这种观点。在《一个西方人对莫言作品的思考》一文里,他写道:“厄普代克的观察表明,中国文学和它的西方远亲在发展历程上几乎完全不同。比方说,中国小说并没有像英美文学18世纪中产阶级带来的‘小说的崛起’,没有启蒙运动,也没有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小说对作品技巧的提炼。”

不考虑莫言本人小学没有毕业这个事实,上述野生状态起码赋予莫言在写作形式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写作,既意味着技法上的不规范和不成熟,也意味着一种让人“恐惧又迷恋”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黎遥看来是“西方人都做不到的”。“莫言度数很高,就像帕慕克一样,别人写到40度,他写到60度,他可以把性、残酷、暴力推到极限,” 黎遥说, “莫言的作品很批判,他是作协主席这没错,莫言不直说,他把批判用怪诞、反讽写出来。”

这种自由打动了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他对这位中国作家的写法感到诧异。马丁·瓦尔泽的中文译者黄燎宇转述,马丁认为莫言可以“好人坏人随便他写,而德国人不敢。你不能把日耳曼写好,把犹太人写坏,但莫言可以把日本人写坏,甚至把中国人写的跟日本人一样坏。”

阿克曼也承认,莫言的自由的写作让他恐惧又迷恋。“比如,人对于‘虐待’的快感,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他说,“看他的书我一面害怕,一面感觉到很大的吸引。”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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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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