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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世”的莫言获奖改变诺贝尔文学奖版图

2012-11-19 13:31:06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他以中国电影来类比,说明莫言小说中世界性和本土性的关系:中国从第五代导演起突然获得了现代的世界性的电影元素,一旦电影获得形式上的认可,西方观众就能看到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的内容。“形式上他们看到色彩鲜艳、有美感的画面,但使他们真正惊叹的是从未听过、看过的故事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莫言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发生了变化;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

莫言先生获奖的消息公布时,他小说的德文译者、生活里的朋友阿克曼正在国家大剧院主持中德建交四十周年音乐会。在场的有中德两国外长、德国驻华大使。德国驻华大使接到莫言获奖的电话,“我站在一边听见了非常兴奋,马上对大使说,你应该在今晚的音乐会结束后上台祝贺莫言、祝贺中国人。他考虑觉得不合适:中国外交部部长还没说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就说不如问问德国外长,让外长说几句。外长很快同意这样做。”

“有意思的是,我恰好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前面。我特别兴奋,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确实喜欢莫言。于是我没想多少就转过头跟杨洁篪说:‘我祝贺你们’。杨洁篪当时非常客气,可又有些紧张。““我完全理解他。中国跟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非常复杂,他(第一时间)不好表态。”阿克曼说。这句话是关于莫言与政治始终暧昧不清的谈论的一部分。莫言获奖以后,这种谈论融入了一种更大的窘迫之中。《新经典文学》主编黎遥说,中国人对诺奖有些紧张,紧张里带有微妙情绪,把它甚至当成了梦想或情结一类的东西,“诺奖是那么高的奖,怎么就真来了呢?梦想不是不能被实现的吗?“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治、体制原因的猜测被认为是一副解药。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打趣说,“如果莫言明确反动过,又被禁了几本书,那他拿诺奖,大家心里会舒服很多。” 

产生这种讨论,部分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够清晰的标准。事实上,预测得主历来是一件热门但很难应验的事,而人们也很难知晓发生在瑞典文学院那间法兰西风格的会议室里的确凿事实。

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重要的文学与好的文学之间,它常选择前者。“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于伦斯坦在1984年6月24日的《哥德堡邮报》上说。

另一次调查也揭示了这一点。1951年,W.F.拉蒙特在350名文学家中做了一次国际性调查,关于诺奖中哪些人名副其实,哪些人浪得虚名。结论是,三分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纯文学角度看不具备获奖资格。报道刊登在1951年的《外国书目》上,瑞典文学院当时的常务秘书厄斯特林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打分。”

“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有误解,”黎遥说,”它和其他奖项一样,是私人的,有规则、有趣味的,它从来不是一个最佳作者奖。

莫言文学中的那些特质符合了评委们的私人趣味和规则标准,这也是一个需要揣度的问题。莫言的美国译者葛浩文认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莫言更有“历史感”。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文革题材,他拿捏历史的角度最为得心应手。“他的作品,时常会让人想到狄更斯:他们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道义核心的鸿篇巨制,大胆、浓烈、意象化而又强有力。”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则认为,与贾平凹等其他中国作家相比,虽然莫言的地域色彩也非常强,受民间语言的地方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也非常深,但他“有一种更强的综合能力,能把这地域性、民族性的东西,和一种更宏大、更多样的叙事创造性结合在一起”。

张旭东回忆,80年代,刚接触莫言的作品,认为“还是比较土,比较有中国特色”,而他与同龄人更多地将眼光放在当代的实验小说、先锋小说以及西方的文学作品。 

但很难说这些寻找莫言为何得奖的努力是有效的。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标准曾经厌恶莫言这样的作家和他的作品。

捆缚在世界最著名文学奖评委们身上的是一些古旧限制。诺贝尔奖设立的头十年,“富有理想”这四个来自诺贝尔遗言的字被解释为“高尚、纯洁”,这种纯洁包括家庭、伦理、社会关系,甚至作家的个人生活。因此,托尔斯泰没能入选诺奖的理由之一是,“《战争与和平》中,他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起决定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反对夫妇之间的性关系”。

类似标准还包括,作品必须高尚、平衡、和谐。这样的标准下,叶芝被指责为“过于朦胧”,《苔丝》的作者哈代因为“刻薄的宿命论”不能入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因为“主人公受难过多”而被尖刻批评,评委会讨厌“一件一件记录那些低级、丑陋的事情”。

莫言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发生了变化。他对“低级、丑陋的事情”进行了细致刻画,以至于日本出版人猿渡静子说,她看完红高粱中对“凌迟”的细致刻画后,当天没有吃饭。

古老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冬季漫长,日光有限,在瑞典文学院里,天才、纯洁、高尚这些字眼,亘古不变的被当做准则,直到1948年,艾略特获奖意味着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厄斯特林表示,他不能忘记那个时刻,那是现代主义第一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范围。

艾略特是一种背叛,他走入一代人的意识里,越走越深,狭窄也孤高。他后来指向了整个象征主义,而在1948年诺贝尔奖授予艾略特的那个时刻,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次年,诺奖颁给了威廉·福克纳。那时,法国新小说还没有兴起,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也未成形。这次授奖给整个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提示,动作轻巧、不动声色,无人察觉,而巨大的影响正在发生,半个世纪后人们仍然能感觉其威力。

美国《当代世界文学》执行主任戴维斯认为,读伟大的作家作品、如福克纳、乔伊斯时,会有非常大的障碍。“但这些作品是如此有力量、如此重要,最终会教会读者去读懂它们。”他将莫言放入这个序列里,认为他的作品同前面这些人一样,可以影响未来的文学样式。

“严肃文学不需要走进大众群体,它的角色是打开理解的入口,哪怕是为一两个人,然后再由他们的影响力传播到更大的读者群。只要这个入口是保持敞开的,严肃文学就会继续前进。”他举例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是一般人会随身带着读的作品,但是在20世纪,这样的文学作品所建立起来的意义至关重要。普通读者估计从来没读过《尤利西斯》,但他们手中的流行书本或许就受到了它的影响。戴维斯觉得,莫言作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既打开了这个入口,又能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非常难得。

“现在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和他时代的关系, 让我们想起说歌德或者但丁和他们时代的关系。”这是好的伟大文学、严肃文学的标志。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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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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