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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中国转型是历史给与的机会 变革将从下而上开始

2012-11-15 07:24:46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面对巨大的转型风险,但也是历史给予的机会。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正因为这些成就,中国已经被改变。现在,中产阶级发出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这并不奇怪,西欧和许多亚洲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不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进,民主化可能从地方先开始,让地方民众对关切到他们本身利益的决定有更多参与权,民众会少一些因挫折感而产生的不满。

布鲁诺·塞尔吉(Bruno S. Sergi)是意大利墨西拿大学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还是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曾出版《被西方误解的现代俄罗斯》、《转型经济的势态》、《俄罗斯共产主义经济学》、《1990年以来东南欧政治经济形势》等著作。近年来,随着中俄比较研究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界的兴起,中国也成了塞尔吉教授的关注对象。自从2011年夏天以来,他在哈佛讲授“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经济”一课。本文是对布鲁诺·塞尔吉教授的专访。

李蔚菁:为什么要开设“俄罗斯和中国政治经济”这门课目,和其他主流研究有什么不同?

塞尔吉:开设这门课对我来讲是个人挑战。讲授比较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政治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术界里,比较和预测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是一种时髦。

在研究方式上,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并不排斥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策略。但是在认识现象到解释本质的过程中,我尽量减少固有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认识过程的干扰,尽量从变革中人民的角度来看待转型期内产生的现象。中国在改革初期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这句话不但适用于检验共产主义,同样也适用于检验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在西方的学术和思想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对中国和俄罗斯重新崛起而产生的复杂不平衡心态。我认为以政治偏见的眼光研究中国经济是不可取的。

李蔚菁:2012接近岁末,普京于今年3月在议论声中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现在美国的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奥巴马有惊无险地成功连任。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将转向中国的“十八大”,中国将向世界介绍以习近平为首的下一届领导人。您对奥巴马总统的连任有何评价?对于即将上任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有什么期待?

塞尔吉:俄美中在同一年里产生了下一任的领导人,是前所未有的,也为世界打开了一个机会的窗口。如果政治领袖在外交政策上欠缺考虑,会给世界稳定构成重大困境。奥巴马总统应该利用连任的机会,开启新的外交前景。罗姆尼在大选中评击中俄的言辞曾让人联想起冷战时的语境,但是以冲突为主题的冷战意识不会造福世界。边缘化俄罗斯,和围堵中国的战略只会影响到亚洲的稳定,中东和世界的和平。

现在的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维持和平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对世界前景至关重要的国家。普京的俄罗斯是石油资源大国,预计中国将在十年以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必须重新检视自己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和策略。既然美国不可能在中美、或俄美的对抗中取胜,毫无意义的言语攻击不会取得成效,奥巴马应更积极地让俄罗斯融入西方阵营,和中国建立有效沟通,促进合作双赢战略关系。比如说,美国将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如果美国不打算让塔利班重掌政权的话,是否应该考虑和中俄这两个邻近阿富汗的国家加强合作?当然大国之间的相处不容易,但是三国领袖都应该表现出互赢思维,为世界开创新的机会。

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产生过程,形成一个有趣的阴阳对比。美国选举的过程热闹非凡,中国的领导人在隐蔽的党内提拔过程中循序渐进产生,俄罗斯的选举介于真真假假之间。虽然习近平将在明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所知不多,中国的政治人物在公众场合,言辞不多,不习惯于辩论,造成西方对他们的困惑,甚至从中产生疑虑,害怕。当然,这又不能说明他们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总的来讲,我对新一代领导人更具有信心。因为相比过去的领导人,他们与西方有过更多的直面接触,思维有可能更加开放,沟通的障碍会少一些。

李蔚菁:如何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状态,和发展前景?

塞尔吉:中国虽然还是由共产党执政,但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精神却在中国大行其道。不同于俄罗斯,中国在渐进改革中走双轨制的道路,在转型中成功对接了全球化,产业得到多元化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展望,中国将在十年之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俄罗斯离成熟有活力的经济体还有很远的距离。国际大环境的疲弱,俄罗斯的增长将趋缓,估计明年是3.8%。俄罗斯整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对私人创业欠缺支持,而且十分缺乏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也很落后,如果没有能源业的支撑,经济成长会不知所终。在中国,商业创业环境十分活跃。在俄罗斯,因为政治环境不稳定,以及普遍的经济领域犯罪,寡头政治,财团控制经济,都是阻碍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有石油和各种矿物资源,随着北极圈因为全球变暖的影响,更多的自然资源得以开发。中国的发展需要俄罗斯的资源。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历史大国,各自都会有想要占主导地位的欲望,过去的嫌隙会对发展正常的平等关系形成一种挑战。但是中俄应该放平心态,寻找互利合作的途径。

李蔚菁:中国总理温家宝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今后的发展之路? 如何提升消费在增长中的比重?

塞尔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今年的经济将增长是7.8%的速度增长,预测明年是8.2%,2013年达8.5%的增长速度预测,平均通涨预计在3.2%。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完全失控,但中国的央行长应该保持警惕,需要维持平衡的货币政策。

我不认为中国的增长已经到了尽头,或者面临经济内爆的灾难,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中国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体,是双重经济体。一个是发达的、沿海的、高科技的、高工资的,另一个是内陆的。经济发展从东向西递进,沿海地区向高技术进发,劳动力成本高的产业向内部地区转移。

当经济逐渐向消费增长转型,通过投资得到的增长必将下滑,但是投资还将是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方面的投资转向信息产业、绿色生产力和内陆省份,会提升一大批劳动力的生产力。中国今后的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除了必须在技术上的进步,人力资源开发上面有更大的投入,生产力的提升也是一个制度革新的问题。中国还没有完成双轨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系没有起到帮助私营企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政府也没有建立起保障中产消费社会的福利基础。为了平衡投资与消费,政府必须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增加投入,一般中国人因为对生老病死,生命中的不确定没有安全感,被迫储蓄,这方面的支出大大抵消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欲望。

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福利制度,从长远来讲,那些福利对建设中产社会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出现发生在欧洲或日本,政府财政被福利拖垮的现象?

要建设能够促进中产社会成长的社会福利安全网,全国性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制度,都是必要的,边际福利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各自的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发展,或许可以避免发生类似欧洲或日本福利过度的现象。

西方和中国都面临相似的结构性挑战:社会贫富分化,向上流动性减弱,阶级固化等问题。西方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缺乏工作机会,而在中国,百万大学毕业新人在考公务员希望以此得到比较稳定的工作。中国的改革,已经没有石头可以再摸着过河,也没有外在模式可以提供多少借鉴。

李蔚菁:你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型中的面对的挑战?

塞尔吉: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西方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现在的中国和西方都面对社会流动性下降,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在西方,受过最好教育的一代年青人缺乏工作和晋升机会。这是全球面对的结构性挑战,不仅仅发在中国发生。但是在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显著,个人机会不平等,体制性腐败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会让一般民众更加不能容忍贫富差距。

在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既是横向,也是纵向的。从横向来讲,全球化的大环境里,工作的输出,将不仅仅是从西方到中国,还会是从中国到东南亚,或其他国家,劳动力相互之间的竞争从来没有这么激烈。纵向来讲,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是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批被自动化取代,在技术和资本制造相互叠加的作用,即使生产力的到提升,受益者却只是社会少数。西方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压力,即使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达到西方的标准,也不能解决问题,对现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挑战。

李蔚菁:在这个没有“主义”可以追随的年代,如何看待“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的前景?

塞尔吉:现有“华盛顿共识”的前景有限,新自由主义模式过分强调小政府,放宽规则管制和低税率。“华盛顿共识”的精神不完全是错误,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犯了脱离经济现实,过于教条主义,在空中建筑楼阁。“华盛顿共识”可以多一点务实精神,少一点学院派的僵硬。现在西方学术界也有了许多改进“华盛顿共识”的声音。

两个共识的共同基础是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北京共识”是在务实中摸索的,曾经符合中国复杂的现实国情,所以还没有画上句号,是在更新变化之中。新一届中国政府必须有勇气面对和解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不利经济发展,还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奔溃。中国前进方向应该创造更加有利于个人投资和创业的商业环境,继续壮大中产阶级。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面对巨大的转型风险,但也是历史给予的机会。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正因为这些成就,中国已经被改变。年青一代对人生,和中国的期望不同与父辈。中国的领导人和城市化中上升的年青中产阶级力量存在很大的代沟,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可能都不一样。现在,中产阶级发出要求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这并不奇怪,西欧和许多亚洲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不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推进,民主化可能从地方先开始,让地方民众对关切到他们本身利益的决定有更多参与权,民众会少一些因挫折感而产生的不满。

(注:采访者李蔚菁是美利坚大学金融MBA,现为媒体财经撰稿人。本文仅代表受访者及采访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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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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