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什么是现代新闻业？

今天我们纪念记者节，已经不大谈起这个节日的由头：1937年11月8日，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在上海聚会，筹划成立一个爱国抗日的同盟组织。在那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时光，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新闻人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期许，号召以笔为枪、同心抗战。他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新闻记者》，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渐渐淡忘了记者节原本应有的政治内涵和历史意义，反而更愿意用现代市场新闻业中的普遍规范来看待记者的社会角色。然而，正是记者节的历史提醒我们，理解记者、理解现代新闻业，我们不能割断这个群体与历史和政治之间的连结：一方面，我们今天当做普遍规范的专业化新闻生产逻辑本身就是源于19世纪欧美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政治意识也始终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构建和转型的政治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在讨论西方现代新闻业兴起背景和中国新闻业发展独特性的过程中，以回归历史的方式重新认识新闻业和新闻人。

一、“杰克逊时代”的神话：自由主义的媒体史叙事

1838年，美国著名作家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一篇政论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新兴的大众化报纸：“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文学、艺术、戏剧甚至私人生活尽情施暴。在保护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报纸其实是在彻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报纸其实逐渐在建立一个暴政”[1]。对于熟悉了西方新闻史肯定性叙事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负面评价显然是非常令人惊讶的。19世纪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向来被认为是从政党报刊或封建专制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甚至是民主力量，怎么会在库珀的笔下成了公共生活的施暴者呢？

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从反面引用了库珀的这段评价，并认为这些言辞“反映了既有势力对民主化（中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反抗”[2]。这种信手拈来的阶级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库珀本人就是纽约州显赫的大地主家庭子弟。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库珀的思想中，还有着深刻的联邦党人政治遗产，那就是对共和主义的坚守，以及将道德与善放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伦理观念。面对商业利益对传统、稳定、理性、庄重的精英公共生活的侵袭，面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伪善的中立主义，库珀的忧虑和愤怒当然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理由。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批评也不过是这种忧虑和愤怒的学术版本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感谢舒德森的写作，他虽然延续了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简单的肯定性判断，却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批评观点和丰富的历史背景。但是要把现代新闻业的兴起放回历史原境中，我们还是要对他这本报业社会史著作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读，并由此进入我们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状况造成了现代市场新闻业的产生？从这些历史状况中我们能认识到市场新闻业的哪些特性？

舒德森认为，造成现代新闻业博兴的根本因素，不是传播科技上的革命，不是识字率的提高，也不是报纸自然进化的结果。他从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来认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性变革，那就是“杰克逊时代” [3]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在对这个“平等主义”时代进行褒扬时，舒德森没有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人才就业开放、出身不论贫富贵贱、所有民众享受同等机会、传播公共教育、反对政府垄断、敦促权力下放、不再死死抱住贵族价值观不放、人的个体获得了新的地位、追求利己主义成为一种荣耀……[4]在这种叙述中，显然不见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不见了劳工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反抗（实际上舒德森的新闻史写作完全忽视了19世纪中期美国大量存在的劳工报刊），也不见了杰克逊们对奴隶制的顽固坚守以及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般地“迁移”历史。

作为一个与东部辉格党人针锋相对的边疆开拓者，安德鲁·杰克逊及其追随者的政治观念远比“平等主义”和“民主”复杂得多。按照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正是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共同任务，以及面对底层奴隶阶级和东部贵族这两个异己力量的现实，把美国西南地区各阶级的白人男性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上层产生了安德鲁·杰克逊这样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而这一阶层可以在种植业经济的论争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边，却同时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领袖，无须为前后态度矛盾而内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类种植业上层表示绝对相信民众的判断时，将其斥为蛊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5]。举例来说，安德鲁·杰克逊经济政策上最著名的反对国有银行的主张，非常类似今天部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指责金融业国家垄断的言辞，实际上根本不是出于对金融权贵独裁的抵制和对平等的要求，只不过是要为私人的债券投机打开大门罢了。要知道杰克逊登上政坛的坚强后盾就是美国西部的地产投机商和放债人[6]。由此看来，“杰克逊时代”的平等不过是美国西南种植园主、证券投机商与都市新兴资产阶级以“民主”为名联手对传统联邦主义发动的一场“哗变”而已。只是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这出喜剧和闹剧才成了“正剧”。

更进一步来看，舒德森对“杰克逊时代”的赞颂实际上是将当代的自由主义观念投射到19世纪的结果。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曾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舒德森式的理论错置，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他提到：“杰克逊派对财富分配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反对与公正关系不大，而与财富、权力的巨大集中对自治构成的威胁却有很大关系。辉格党人促进经济发展的理由，与提高生活标准或最大化消费关系不大，而与培育国民共同体以及增强联邦的纽带有很大关系”[7]。虽然桑德尔完全从政治理念角度展开的论述忽略了这两股力量的经济背景，但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分歧并不存在于“民主”或“精英”的理念上，而主要存在于“自治”或“联邦”的理念上。实际上，20世纪末兴盛于美国各地的“民兵与爱国者运动”，即那些宗教、文化、种族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和美国地方的反全球化、反联邦主义力量才是杰克逊政治理念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无政府主义、地方自治主义、反全球化意识与经济观念上极端放任主义奇怪地耦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作总结：以美国“便士报”为代表的现代市场新闻业的兴起，并非是拜“平等主义”和“民主”的政治气候所赐。美国现代商业媒体实际上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而出现的一股都市文化力量，它所创造的，正是这群爆发户和投机商所需要的相对主义文化政治。而从市场化报业自身的发展来看，其存续的前提也是扳倒一座文化上的大山，那就是正当性政治，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善和伦理的传统认同。否则，我们不能想象那些深入私人生活的膻色腥内容能够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19世纪中后期野蛮商业化过程中的道德悲情剧确实也常常被小报演绎，但其出发点绝不是正面的道德塑造，而是专门发掘丑陋现实来摧毁公众的道德信仰，从而引发轰动效应。这一点与当今的都市媒体的社会新闻报道并无二致。报业宣称的党派中立，也并非来自什么伟大的职业理想，只不过是现代新闻人“消费真实”和“贩卖受众”的逻辑前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新闻业天生就是另一种保守力量，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这种消费意义上的平等和选择只能是一种“温柔的专制”。当然，一旦遇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纠葛，一旦受到细分市场和广告主的限制，一旦有反抗自由经济的力量威胁现有体制，市场化媒体会毫不犹豫地冲破中立的底线。

然而，现代市场新闻业进入社会主流的后果还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的消散，它不但压制了传统伦理的卫道士，还同时排斥了激进的文化力量。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的著作《媒体与权力》给我们展现了自由主义媒体史从未触及的一段史实[8]。在英国，19世纪后半叶广告税和印花税被取消一直被视为一个媒体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是自由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开端。然而，卡伦的研究指出，正是办报限制的解除使得原本发行量远远超过主流都市报刊的激进派劳工报纸迅速走向衰落。印花税的取消等于为资本力量大举进入报业打开了绿灯，而广告税取消则给小报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压力。都市商业报刊开始对印刷机器设备升级换代，并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增长的办报运营成本和资金流动则有广告商埋单。这种状况最终拖垮了不能满足广告主需求的激进劳工报。

这段史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击碎了自由主义媒体史那种国家与市场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叙事。卡伦的研究证明，19世纪中后期，英国传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实际上有着近在眼前的共同威胁，那就是劳工运动及其强大的宣传攻势。传统贵族精英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对新兴商业力量做出了让步，将他们纳入统治集团，从而利用资本所构建的阻隔机制，成功地限制了激进民主力量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伦将报业税的取消这个被广泛认为开启了自由报业史的举措称作是“资本的自由”和一套“新兴的许可证体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用民主和进步来理解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就意味着用迷信来解释历史。

二、中国经验：现代新闻业的另类尝试

“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科重建以来，西方现代进步史学对新闻业发展的肯定性叙事在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构成了一套理解新闻业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照妖镜”，不断试图在这个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中推广成形的西方市场新闻业体制。

以研究中国新闻记者的各种文献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讨论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路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威权力量”、“保守力量”、“传统力量”，而新闻从业者则幻化成“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成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力量和威权压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证这种对抗性二元关系的论据。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则常被当做消解威权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对舒德森理论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框架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媒体史观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关于西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肯定性叙事在中国社会的投射。这样的思路既缺少对文化政治复杂性的把握，也没有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都市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审慎考量，更忽视了市场逻辑所制造的保守立场，甚至是压制性能量。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新闻实践范式一直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条西方现代新闻业之外的另类方案，而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新闻观念在对西方现代新闻业模式的顶礼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遗产，也抑制了我们对新闻业社会角色的想象力。

从中国近代新闻业产生伊始，中国都市新闻记者的文化意识就有着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正是成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和被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