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清：三十年来的农民中国

自2000年出版以来，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本严谨扎实的社会学著作，某种意义上竟成了畅销书。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作者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准确记录了当地农民生活，并对农村问题提出了深刻洞见，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带着读者在黄河边上走村串户，与各色人等促膝谈心。”

今年恰逢《黄河边的中国》推出新版，我们带着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种种疑问困惑拜访了曹教授，期待他能以多年相关研究的丰富经验予以解答，而他的答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慎重对待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

曹锦清教授（资料图）

能否请您首先谈谈中国农村研究的基本情况？

曹锦清：上世纪中晚期以后，“三农”研究大致可分为几支。

一支是研究村民自治的，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从研究乡村治理的角度着手，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这一支持续时间比较长，在全国的调研范围比较广。贺雪峰原来也是从乡村治理开始的，后期调到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的范围也更广了，涉及农村的各个方面，如土地问题、合作问题、收入问题，还提了各种政策性建议，其中关于土地的微观研究做得最多。

另一支是关于“法律下乡”的研究，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得比较多，比如朱苏力。中国现在法律的特点，一方面在城市由立法机构生成，另一方面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中国立法都有这两个特点。费孝通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当年国民党有的法也下乡，下乡了以后到底是治村还是乱村，这个分歧一直很严重。晚清就开始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建设了，到了民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制定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法律——当时中国主要是农村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各地农村是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要调节民间田土、户籍、婚姻各种纠纷，除了一般的传统法律/刑法有点规定以外，主要靠各地的民事习惯和宗法习惯。这些习惯和现代的法律截然不同。现代法律基本上以个人为本位，而农村还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两者必然发生冲突。这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法学派别，争执不休，各有道理。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向现代转型的后发国家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中国也不能例外。西方是内发的现代化，它一步步根据新的情况来调节它的习惯，后来制定了各种法律。比如欧洲大陆有成文法体系，而英国用案例来弥补原有法律的不足。

中国学习的是大陆成文法的体系，其优点是比较整齐划一，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怎么适应中国如此多样、复杂的农村呢？关键在于，西方现代法以个人为本位，财产权也落实到个人，中国至少在解放前仍以家族为本位。即便现在，也很难说农村就已经是以个人为本位了，家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家女儿出嫁，过去给点嫁妆就完事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现在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土地法，她出嫁以后，她的土地在老家，在嫁入的那个村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婚嫁半径，过去是二三十里，现在农民工的婚嫁半径，动辄几百上千公里都不稀奇。南方像东莞这类有庞大乡镇集体资产的地方，每年要给村民分红。原来有一份的，嫁出去了这一份她还应该有。嫁进来的人呢？她算不算这个村集体的一分子？所以法律的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说现代法学派有道理，是因为中国讲发展，讲进步，有些方面逐步与西方接轨，最完备的现代法体系还是渊源于西方。而说本土派也有一些道理，是因为，实事求是地说，风俗差异的问题就摆在那里，还有少数民族地区。判案的时候到底尊重什么，以什么为本位呢？严格地以现代法为本位，有些案子没法判。完全以习惯为本位，那还谈何发展呢？这些都是问题。像《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就是这类问题的最好写照，秋菊只想要个说法，并没想把权利确定得很明确。总的来说，法学研究是有些学者在做的，虽然结论还没有，但提出了一些问题。毕竟，法学家到农村调研的还比较少。

第三支，也是最早的，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做农业经济学的学者。因为中国的改革最早还是起步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从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摸到了正确方向，农民的积极性确实得到提高，从1982到1984年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到1984年突破了八千亿斤，这就给改革带来了巨大的鼓舞。长期悬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大问题——吃饭问题，好像是得到了极大的解决。

还有第四支，是社会学研究的。比如，复旦大学的张乐天就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人民公社，贺雪峰关于农村的调查研究持续时间长、范围也广。前面说的都是科班的，还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比如在体制内分管农业的干部，有的乡镇长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水平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