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谁是新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宪法原则在法理层面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但现实的情况远为复杂。市场化的浪潮冲击了每一个人，总体而言，工人在利益上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工人研究领域也悄然退场了，事实也大部分如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工人不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阶级”，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庞大的“群体”。

老工人的美丽传说

中国革命和建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这并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引的方向，但建国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同时，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创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黄纪苏对此有精辟的概括：“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由此导致了诸多“名”与“实”的矛盾之处。《新华字典》对“工人”的解释是：“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工资收入为主，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这一定义无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描述的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和“人的商品化”趋势出现的、作为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家阶层的对立面存在的“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不符合这一定义，他们不是市场化进程的产物，是政治进程创造了他们。老工人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但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都以生产资料的主人身份出现。通过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国企管理体制，老工人和干部阶层被尽可能紧密地捏合在一起，在生产中锻造出了某种程度的“主人翁”精神。在后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老工人们往往将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行为斥为“败家”，即是这种精神的回响。

老工人的生活方式是对“人的商品化”的反动。王绍光将1949年至1984年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模式概括为“伦理经济”，即人的经济生活服从于人生存的伦理准则。通过单位体制，老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单位既是工作的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依托体。

政治进程可以造就老工人，同样可以摧毁老工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掩盖了工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工人真实的集体意识，随着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变，老工人与干部阶层表面上的平等瞬间就消逝了，国企管理者迅速将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权变现为剩余索取权，以不同的形式成了改革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李静君将这种管理模式称为“混乱的专制主义”，老工人的反抗则表现为“集体懈怠”，以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旷工等方式抗争。这无疑会导致国企效率的降低，低效则为激进私有化提供了借口。

在私有化过程中，老工人则被无情地甩了出去，有的下岗，有的被迫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人和干部共同参加生产和管理的一页被翻了过去，有趣的是，正是在翻页的过程中，工人才意识到“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含义，才寻找到了集体认同，但为时已晚。

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是平等，然而其现代化建设方式却创造出了新的不平等。老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福利，乃至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工作权利。工人出身意味更多的社会机会，更不消说“工人老大哥”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总体上，工人的处境要远远好于农民，在这个意义上，“工农联盟”只是一个宣传上的幻像，而非对实际政治结构的客观描述。

在老工人群体的内部，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集体企业职工之分，后者在福利待遇上稍有逊色。这种不平等在当时是不明显的，到了国企改制阶段才表现为在工龄买断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区别对待，成为改制过程中对工人分而治之的手段。

被商品化的农民工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不是绝对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得以通过招工的形式转变为工人。这与后来的进城打工不同，成为工人即享受工人的一切待遇，是一种身份的彻底转变。此外，农民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即在地方集体办的企业里做工，但不改变身份。在计划经济时代末期，中国的化肥产量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贡献，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197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据此可见，参与工业生产的农民为数众多。

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勃兴开辟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模式，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乡镇企业的工人。至今仍有论者认为，乡镇企业是真正具备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步被政策放弃了，为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让路。

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和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为后来的大规模使用农民工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首先，农村的境况大幅落后于城市，这个对比在1990年代以后愈发地明显，以至于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向上流动，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性在此激励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次，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虽然促成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但代价是集体主义的瓦解，这深刻地影响了农民的行为模式。早期农民外出务工有不少结伴同行的情况，这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集体主义瓦解后，大量农民工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态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契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