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有多远？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我会遇到某位年轻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耻辱者手记》曾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在出版销售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慢慢冷静下来。后来遇到读者朋友的称道，我也常常颇为忐忑。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无甚高论”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里，几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对《耻辱者手记》的厚爱。北行的火车启动以后，我向这几位刚刚在候车室里跟我挥手告别的朋友发短信致谢，其中一位朋友在回复短信时再一次强调，你怎么敢那么轻慢地谈论《耻辱者手记》，那本书处处都在张扬屈辱者的尊严，那是一种抗争者的尊严。
关于《耻辱者手记》，十年来这是最为打动我的一句评价。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我感到也许我真得好好想想《耻辱者手记》的价值。这一年我一边写作一边不紧不慢地琢磨着那位朋友的意见。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些新读者的欢迎和称赞，却遭到《耻辱者手记》许多老读者的抵制。网上和报刊上批评《中国站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用《耻辱者手记》压《中国站起来》。他们的基本句法是：《耻辱者手记》的作者演变为《中国站起来》的作者，摩罗已经堕落了。
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竟至于被一些报刊描述为“今天的摩罗在虐杀昨天的摩罗”、“摩罗清算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13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补充了一种知识，有了一个发现。
一件事：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
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所谓愚昧，所谓迷信，不过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通过对底层文化正当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
一种知识：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种族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我马上中止了人类学的学习，转而研究起殖民史来。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东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阅读中国近代史时，对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表现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与我同龄或长我一轮的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将制造那些悲惨故事的责任都推给腐败的满清政权和愚昧的义和团，极力维护西方侵略者作为文明传播者和现代化推进者的正当性。可是，当我读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进行掠夺和屠杀时，已经无法以满清和义和团作为替罪羊敷衍过去。这个契机让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性以及西方种族的性格，能够重新打量和认识。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以前的知识给我建构的世界图式，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以前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由五四启蒙话语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塑造的，我跟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现在，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在殖民史知识介入之后重新生成的，它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能不是主流，甚至可能是异端。
一个发现：非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非洲人说，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圣经》在他们手里。一百年后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手里，土地在他们手里。
这个故事高度概括了我这几年的相同发现。西方殖民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1492年哥伦布侵占美洲土地为开端，直到二战结束。第二时期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第一时期他们输出的是《圣经》和上帝，收回的是无穷无尽的金银财宝，第二时期他们输出的是普世价值，收回的是财富、屈服和服务。
500年来地球上的文化传播和财富流向呈现出十足的逆向运动态势，谁能够借助枪炮的力量输出文化，谁就能够坐享文化接受地送来的财富和服务；谁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别人的文化，谁就必定会同样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那些文化的母国。
所以，那些殖民国家不只是擅长于用枪杆子统治世界，同样擅长于用自己的文化统治世界。
以上都是铺垫，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个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诸多民族、诸多阶级的紧张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这个文化的目的就是用文化维护自己这个群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并极力将其他民族的存在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一个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站起来》与《耻辱者手记》神髓相通
由上文推出的下一个所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传播推广自己文化的过程，就是将其他民族、其他阶级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中国的帝王将相为什么两千年如一日地积极推广儒家文化？这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为了将其他阶级都纳入到权贵阶级的利益框架之中。经过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毛泽东时代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国的读书人对我以上的判断一般都能接受，《耻辱者手记》跟这种判断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广他们的上帝和普世价值，并居高临下地批判其他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组织到他们的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揭穿这个事实、表达这个判断而写的。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必将遭遇抵触，《中国站起来》当然也必会受到围剿。
为什么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会遭遇抵触呢？因为这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借助五四启蒙运动或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而那两个资源所建构的世界图式，都高度肯定西方殖民者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和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这种肯定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另一种罪恶的后果，那就是隐晦地认可他们殖民的正当性和掠夺与屠杀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