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不久，回到了他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推出了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再度为学界所关注。近日，林毅夫接受《文汇报》专访，以下为全文实录：

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

文汇报：到世行工作后，很多人想了解您在世行工作的感受；从世行归来，您近期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等多部新著，《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副题就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所以，还是请您向我们的读者先说说您在世行四年的感受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首先一个感受，可谓“水涨船高”，因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应该就是对世行工作四年所做的一个理论总结吧？

林毅夫：我到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和经济运行规律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像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理论创新因此显得非常紧迫。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