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戏中的西方人和戏外的中国人

[此为“解剖学”的另一篇文章，可与《被导演的世界》并读，也可作《“柏杨式”思维可以休矣》的附文来读。]

这是巴黎地铁里每天可能上演几百次的情节，在一节车厢内，上来一个黑人、一个华人和一个白人（西欧土著高卢、撒克逊、日尔曼种，不包括斯拉夫人）。面对两个空座位，三个人的行止视情境会有微妙的不同。如果是非高峰时间车多人少，旁若无人第一个去抢座的十之八九是黑人，而且必占顺车座，倘若还人高马大，坐下时横肘岔腿，搅得四邻不安，他自岿然不动；与黑人野豹般蛮横都不找托辞的态度比，中国人轻手轻脚，像柔软透明的蠕虫，不扰不烦地坐上剩下的那个逆车座。他既不像黑人“勇往直前”，无意间给周围人一种挤压，也不似白人“审时度势”，警觉自己别露出裙袍下的小我，他是“与世隔绝”的，仿佛蜗牛，身上有自己的小房子，挪到哪里都只是小房子的主人，周遭世界有而无碍，他既有足够的温顺不让四邻人仰马翻，又有充足的顽逆无视他人的眼神；再看那个白人，这是三人中行为最复杂的，乍看也最有风度，看得出本能已被放进利益的过滤层，再放出来的鲜少赤裸裸，他就像精装修的房间，雕顶画柱已将不漂亮的悉心收藏，又好比一个雷达，敏锐地测度四周的风起云动，精密地计算着得失。得失在他已上升了维度，在蝇头小利面前，占小便宜与对周遭世界的把控，他在乎的是后者。控制欲于他们和生之本能并驾齐驱，车不挤，且巴黎市内站与站很近，十站也就十多分钟，不坐实在算不上大损失，何不表现自己根本不屑与“蛮人”为伍，失小利赚得优越感这笔账他算得一清二楚。

会算这笔账的人不光要有集体优越感的基础驯化，血管里还须排尽匮乏记忆。富裕社会的真正标志并不是百万富翁的多寡或城市的奢靡，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人生细节的匮乏感，这种感觉的强弱可以左右人的基本行为，而且心理过渡的时间漫长，需要至少二至三代累积才产生移变，饥饿的记忆并不会因为几顿饱饭而抹去，要想摆脱饿鬼的追随，得从来不饿肚子才行。上述场景里描述的那个白人，至少已是匮乏感消失后的第三代，他的祖父辈尚残存直接记忆，父辈即便已餐餐裹腹，也挡不住上辈的记忆透过血脉顽强地支配他的本能，要酒足饭饱至孙辈才有足够的满足记忆抵御由匮乏感支配的那部分急躁本能。社会匮乏感犹如决定一个社会能否以公德水平站立起来的一只脚，另一只脚则是集体优越感，前一只脚靠时间，后一只脚靠驯化。

人们对“素质”评头论足，动不动引向文明甚至人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靠工业化抢先一步，一百五十年明火执仗、半个世纪暗中打劫，合起来两百年只赢不亏，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耗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告别匮乏社会（注：法国七十年代汽车渐次普及、贫民窟消失，八十年代初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但到九十年代中才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国从1840年以后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劫掠、分裂、围堵并导致内乱，与连打带抢、一路顺风的西方正相反，在同样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从匮乏走向匮乏。把两个匮乏水平线截然不同、且在一个多世纪里一个踩着别人上升一个被别人踩着下坠的社会，以一句“人的素质”扯平（注：此处不是指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拉西人对比），是中国“精英们”犯下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错误，这一看似公平的比对，彻底摧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自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从匮乏的峰尖（历经一个世纪的战乱、又遭三十年经济封锁且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正好走进匮乏的谷底（刚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危机尚未袭来的西方）的中国人，坠崖感之重，造成目光严重扭曲，不但看不到在强盗当道的世界一个被打压的民族为独立不得不付的代价，而且不再可能实事求是分阶段看问题，自卑到不把自己一棍子打死不足以抚平心口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