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潮：衰败、修正与超越
尽管内外上下的问题堆积如山，这个国家迄今为止表面上看起来都还好。但这些问题会在下一个十年向哪个方向演化？这取决于下一个十年以何种思想为指导，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此，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回应，有人信心满满、言之凿凿，有人慷慨激昂、跃跃欲试，有人凝眉沉思、上下求索，细审之，这些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之间相差何止千万里。
这反映了思想界的严重分裂，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启蒙与新启蒙
1949年，胡风诗意地写道：时间开始了。这一表述的意思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光明的、进步的时代到来了，与这个新时代相对应的，是此前的没有意义、黑暗和落后。
为一个时代赋予意义是一种现代的现象，它既是对崭新的历史阶段的概括，也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建构。这种思维方式在1978年之后再次浮现，新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属于他们的时代重新划定为现代的时间起点，1949年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那段历史于是就被归在这一起点之前了。
启蒙思想指向的是现代性。现代性思想起源于西欧，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性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意识，它通过与过去的对立来自我确认，现代被塑造为一个突破了不断循环的旧时间观念的新时代；现代性同时还是一个对某种社会形态的承诺，哈贝马斯称之为一个“方案”，即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建设新的世界的蓝图。
现代性的传播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其他地区对现代性的接纳往往是被枪炮征服的结果，伴随着屈辱、激愤和急切，故而接受和学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在过程上和结果上呈现出错位感。具体表现首先是“全盘西化”，不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摹仿西方，文化、习俗等也企图和西方接轨；其次是激进地反传统倾向，反传统有至少两重意味：既通过制造与传统的对立确认现代的到来，也是配合文化上与西方接轨的需求。
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总体特征。事实上，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构成极其复杂，内部包藏着反启蒙的因素，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只是在“全盘西化”和“反传统”的态度下获得了一致感；另外，在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中国走上了革命建国的道路，启蒙思潮中断了。这就是后来新启蒙知识分子所感慨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1980年代初重又兴起的新启蒙思潮在态度和思维方式上机械地继承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遗产：以西方的目标为目标，以西方的道路为道路，《河殇》式的“全盘西化”论受到追捧，传统再次受到检讨和批判。尤值得关注的是，新启蒙主义者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支配下，无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的现代性因素，将其视为“传统”而加以了彻底的否定。
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新启蒙主义关注启蒙甚于关注国家的独立自主，忽视了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本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新启蒙思潮的局限，他们提出启蒙方案仅限于建立在“国家－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基础的针对国内议题的安排，漠视中国与全球性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从而为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这种不完整的视野是以当时中国的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为背景的，新启蒙主义者们不该忘记的是，这种环境恰是被他们拒斥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同时，因为1949年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新启蒙思潮表现出更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对平等的理念予以拒斥。有知识分子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归结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两个“精神病灶”，即是这种思想倾向的集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