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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中国“三维市场经济”

2012-09-30 16:15:14 作者: 史正富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是一条正确的、建构性演化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不是天才设计的,也不是照抄西方的,是因为中国有伟大的领导人做出决策,创造出一个竞争、学习、比赛、创新的试验场,逐渐走出了今天这个局面。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人类智慧的水平还不足以解释一个大的社会制度的秘密。因此,不可能有天才能设计出一个制度,适应于一个民族的今天和明天。适合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只能来自这个民族自身的、有广泛参与的、有深刻总结的历史实践,我把这个历史实践叫做建构演化。

 

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过渡的,最终要让位于所谓欧美的经典市场经济的制度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传奇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在这30多年的大时间段中,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革,从当初国家主导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制度上的决定性变革,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变革。

为何这么讲呢?东欧、苏联都是在中国之前转向经济改革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因为这些国家的不成功,导致全球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共识,至少在上世纪末以前是一种全球的共识,即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成功地搞市场经济改革。

为什么中国就做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离不开理解中国改革的成功。没有这样持续、稳定的改革成功,就不可能有经济成长的空间。休克疗法、大爆炸式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是东欧、前苏联国家10年以上的停滞和衰退。20多年平均下来,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增长,俄罗斯可以说是失去了一代人。而中国在这30多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要解释中国增长背后的核心因素,就要解释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解释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也就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

我认为,要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何能够成功,首先要比较东欧的改革为何不成功?全球特别是欧美学术界过去多年的研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的自我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原因是改革的领导者就是被改革的对象。中央计委、物资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等部委,是改革的当然领导者,但是改革就是改它们自己,而改革的政策要靠它们来制订,改革的效果要靠它们来评估。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称为“改革弯弯绕”,意思是说每次经济形势不好了,中央领导提出要改革,各部委就做调查、写报告、提改革的方案,在中央的要求下,这些部委的报告也会设计改革的措施,但都是虎头蛇尾,等到执行的时候,再打点折,一定会引发经济混乱。

这种不彻底的改革一旦引发经济混乱,各部委就写报告说,改革不能搞了,再搞下去就完蛋了,于是改革草草收场。过几年经济又不行了,就再重复一次。在前苏联历史上,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改革,东欧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初期一度实行双轨制,也是同样的困境。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改革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央计划体系下,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是权力集团,它本质上是改革的对象。

中国是怎样突破这个瓶颈的呢?有一条简单的路。邓小平讲是“财政大包干”,或者说是分灶制。分灶吃饭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竞争性的、自谋发展、自负盈亏的地方政府体系。在纵向体制上,这个地方政府体系是受制于中央的,是一元化的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一个层级。但从横向来看,各个县、市、省,比如昆山和上海,互相之间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样一来,全国2000多个县、市、省,就变成了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对地方政府来说,交够中央的,留下都是自己的,因此就有推动本地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控股型的企业集团。

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一层,受上级政府任命和领导;另一方面它是企业家,是企业控股集团的董事会和总裁班子,它要组织本地的资源,规划本地的发展,履行诸如融资、投资、创业、招商、扶持企业增长、帮企业卖产品、征地、雇工等等职能。

我在15个县和县级市做过投资,参加过数以百计的地方性经济发展会议,参与过谋划当地主流企业5年、10年的成长计划。在这过程中,我知道中国的企业为何能扩展到全球。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复合竞争,一个大企业背后站着的是一系列的关联单位。现在讲企业竞争,华为跟谁竞争?华为是和思科竞争吗?华为背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思科背后是美国,从来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前面是企业,后面是金融界,再后面是外交,再后面是军队。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成为相互竞争的经济主体,是中国把计划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

更关键的是,这一过程造就了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中国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机制,有一个中央政府,这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样的。企业进行投资的决策、资源的调配、人员的招聘、产品的出口、技术的开发,这都是市场行为,国家并不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中央政府也管着长期规划、宏观调控,这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但是,西方没有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并肩作战,两个轮子,两个发动机,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保证中国的改革平稳、深入地向前推进,还在于每一次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反映与东欧和苏联完全不同。一旦改革遭遇问题了,在东欧和苏联那里,都是说改革不行了,要赶紧收场。而在中国从来都是说,这因为改革不完整、不够深入导致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继续改革。

为何会这样呢?这个主张继续改革的话语来自何方呢?查一查历次有关改革的辩论,就会发现这种话语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在东欧和苏联,中央领导人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但是领导改革的各部委不支持。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人事上,地方和中央之间不断轮换,官员之间互相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平等交流,因此拓宽了中国的政治空间,推动中国的改革在危机中前进,遇到困难不是后退,而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改革的“弯弯绕”变成了改革的“螺旋式上升”,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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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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