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王研：期待制造业领头龙效应

 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欧债岌岌可危，美国复苏疲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学家们哀叹“真的看不到隧道出口的曙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难免不受影响。但是，在悲观情绪蔓延各国之际，人们也应该看到新出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低收入国家正赶上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概言之，中国工资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领之龙”， 点亮工业化之火炬，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种的人们，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勤劳的人民。

工业化乃成功之源。通过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现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从农业经济向产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且经济发展可通过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实现。

18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和东亚地区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所有国家具有两大共同点：一是它们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二是它们利用了仿效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模式的后来者优势，或后发优势。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所有国家都是借助工业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

总体而言，人均GDP的变化与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某些国家自然资源或土地资源丰富但制造业规模不大，即便它们能成功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基本不能成功地长期保持增长态势。

目前，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大国也在开展产业升级，但各国又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经济规模庞大，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劳动密集型就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当前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主导性地位，会阻碍穷国发展类似产业。

实际上，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正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可称为“领头龙现象”，比如，将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带来空前机遇。

历史经验的启示

在历史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曾从一国转至另一国，如今它们继续向另一国转移，当然转移方式稍有不同。

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产业迅速从英国转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二战”后，从美国迅速转向日本。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业产业从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移，然后向东盟四国的转移，直至最近向中国和越南的转移，在速度上均快于赤松和格申克龙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阵模型方式”转移的速度。

工业化革命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

某些欧洲国家可相对较快地赶上英国，因为其发展阶段同英国相似。1870年，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英国的60％－70％（麦迪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瞄准了德国产业，其人均收入约为德国的40％。因此，日本瞄准德国而非英国是很现实的。虽然试图赶超的国家很多，但仅有日本取得了成功，因其正确地选择了所要瞄准的国家。

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均执行了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雁阵模型”挖掘其后发优势。产业不仅跨境迅速转移，而且所转移的产业也实现了由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行业的升级。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领头雁为“东亚四小龙”，因此中国企业向四小龙迁至中国的企业学习并仿效了其做法。如今，随着韩国、中国台湾继续实行产业升级，其迁至中国内地的企业也转而生产高端产品，即从服装转向计算机、从家电转向电子产品。在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用更短的时间内，中国内地具备了用更先进产品取代简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能力。这归功于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