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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惠昌:反思文革 领导干部切不可作“空头政治家”

2012-09-06 07:56:00 作者: 宋惠昌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我们还都记得,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部分人曾经提出过一种所谓的“突出政治”论。他们说,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还要以此来处理政治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突出政治,就是反对物质刺激,反对金钱挂帅,要靠政治挂帅、靠毛泽东思想挂帅,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说,这个“突出政治”口号的哲学根据,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当时那种已经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这个“突出政治”口号,很快就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整人的“大棒”。谁若是对“突出政治”口号有不同意见,谁就是要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就要打倒。于是,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人,把“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那些一心一意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甚至手足无措。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所谓的“突出政治”论,甚嚣尘上,造成了思想极度混乱,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极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突出政治”这个口号,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呢?这里的要害问题,是它歪曲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关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所说的“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作统帅作灵魂”、“突出政治”等等,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貌似辩证法的幌子下,贩卖的是形而上学的私货。这样,他们就在“突出政治”口号下,以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的思想引向了一种片面性。

这就是说,所谓“突出政治”之类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第一位的;政治则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但是,政治对经济,以及相应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并不是消极的,而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是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前面说过,经济是基础,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政治则是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是被决定的,同时,还要承认,政治对经济有能动的反作用。但是,政治对经济的能动反作用,不论有多么大,也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关系,无论什么样的能动反作用,也不可能把第一位的变成第二位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辩证法”,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魔法,颠倒经济与政治的这种基本关系。

事实证明,颠倒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这个“突出政治”手段,必然要损害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灾难。至今我们这一代人还会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已经被搞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当权者还企图用“突出政治”的“绝招”,来挽救危局,于是,就搞起什么“狠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生产大上”的运动。结果怎么样呢?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鼓吹所谓“突出政治”,并由此而造成了民族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真汲取了这个沉痛的教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有些人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得到克服。这些人的一个特点,是不习惯遵循经济规律去搞经济工作,而是要用经济活动之外的什么力量,去推动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有些领导人,总要用搞某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来作为推动经济工作发展的动力。这种“运动性思维方式”,实质上是当年“突出政治”思维方式的翻版。人们对此已经比较熟悉了,凡是搞“突出政治”的,就必然要搞各种各样的花架子,而搞花架子,就一定要劳民伤财。

回过头来看,当年搞所谓“突出政治”的领导人,多半是一些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不了解经济工作的外行人,所以,他们只能卖“突出政治”的狗皮膏药。实践证明,他们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更不懂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现代领导人仍然应该从历史灾难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唯心论形而上学,绝不要做“空头政治家”。(作者 宋惠昌)

责任编辑:godstear4u
来源: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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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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