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巨变时代的新伦理小说

本文推荐阅读：

《新结婚时代》

《屋顶上空的爱情》

《窄门》

《零年代》

《蜗居》

《失恋33天》

《男人三十》

《女人奔三》

《双面胶》

《原谅我红尘颠倒》

《风雅颂》

《蛙》

《高兴》

《湖光山色》

《幸福秀》

《小姨多鹤》

伦理巨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强度、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生活从内到外都处在彻底的变化整合之中。尤其是家庭和性爱观念与行为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待性的宽容度明显比上一代人更高：有25.5%的年轻人认同偶尔吸引可以有性行为或者无所谓；而55.5%的人则对未婚的性爱行为认同或者无所谓。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让女人从性爱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避孕术的发明，令“性”成为一种摆脱了生殖活动的独立享乐行为。有趣的是，据凤凰网去年的报道，长沙一地一个月避孕套的销量达到70万，其中，高校学生占有较大用量。而世界卫生组织的2010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女性流产（不含私立医院）人数超过1700万人。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还会为了张艺谋的《菊豆》或者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疯狂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21世纪自由的性爱已经成了常见的现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新伦理小说应运而生。所谓“都市新伦理小说”，指的就是以当代中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城市生活为写作领域，以日常生活中新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裂对立为核心矛盾线索，以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观念的变迁为主要故事类型的小说作品。从上个世纪90年代王海鸰着手伦理变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中国式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 情感和人际交往生活为题材的新伦理写作潮流。《新结婚时代》的出版则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 柯、阎连科、慕容雪村、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新伦理长篇小说佳作。其中，《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 《原谅我红尘颠倒》、《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门》、《屋顶上空的爱情》、《零年代》、《风雅颂》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简言之，都市新伦理小说一方面指的是21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对伦理生活进行深度描写的新型小说——它紧紧扣住“伦理生活”来组 织其故事，而此前的小说作品，则总是把伦理情感的故事作为历史或者社会深度叙事的附属品来完成；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更是针对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伦理领域 的革命性变化——不妨干脆称之为“伦理巨变”进行全方位描写，其思想内涵超越了传统伦理叙事“现代-传统”、“城市-乡村”以及“中国-西方”的二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二元伦理叙事模式中总是以传统、乡村和中国为价值指归的 政治无意识。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而是更多地感兴趣这种新伦理背后中国社会的内在 矛盾，以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呈现现代生活的沉重、缺陷、吊诡和变形。

乡村的亲情与都市的爱情

都市新伦理小说充分展现 了当前中国现存的两种基本伦理生活理性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古老乡土中国的伦理体系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轰然坍塌，新的都市文明以其强 大的合理性力量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同时又毁灭传统伦理的情感价值；乡村道德血缘合理性与都市伦理法理合理性陷入伦理观念的认同焦虑。

在王海鸰的《新结婚时代》（2006年）这部小说中，何建国与顾小西的矛盾典型体现了当前伦理巨变中的合理性焦虑的问题。何 建国出身农民，来自偏远的乡下；他身上凝聚着底层孩子一步步奋斗出来的顽强意志力，同时也带着他自己独特的性格特质。家族的责任、眷顾乡亲的欲望，构成了 何建国生活伦理的合理性之一。在城里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顾小西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顾好自己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的诉求。在顾小西看来，一切自己的成 果，都是自己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因此，自己既不需要替别人负责，也不需要别人替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伦理，不妨碍他人，乃是一种现代生活的美德 与前提。

小说同时呈现了何建国与 顾小西伦理诉求的两种合理性。何建国之所以不断地满足父亲提出来的各种“无理要求”，是因为在这种无理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乡村道德朴素的公正意识：贫穷的 家庭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也就不得不用残忍的方式剥夺何建国哥哥接受教育的机会。何建国的补偿心理产生于中国社会城乡分化而造成的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别。

在这里，中国社会发展的 严重不平衡体现为空间不平衡——城乡之间、时间不平衡——父子之间和心理不平衡——伦理之间，而且，最终体现为伦理之间的不平衡。东部与城市的快速发展， 令城市中的年轻人有权利主张更好更有品质的生活，主张爱情的浪漫和小生活的圆满；中部、西部与乡村的落后贫穷，则令其道德体系建立在平均、共有和共享才能 活下去的观念基础之上——而何建国的一枝独秀必然伴随他人的集体付出。贫困的生活道德具有更强大的合理性诉求。

不妨说，正是30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后果造就了《新结婚时代》的尴尬矛盾。一个现代都市的中国与一个 传统乡土的中国并存的时候，就立刻让人们的精神伦理发生断裂乃至分裂。经济格局的分裂，造就精神伦理的分裂；而有趣的是，在小说中，“乡村”与“城市”的 经济对立变成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对立，也最终变成了伦理对立消失的浪漫想象。小说用三对爱情伦理呈现出乡村与城市对立格局中社会伦理巨变的事实：顾小西与 何建国的婚姻在两种合理性的谅解中得以升华，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心理层面的和解；顾晓航与简佳的恋爱则跨越了年龄的差别，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时间 层面的和解；而顾小西父亲和保姆的爱情，则用仪式化的形式，呈现两种合理性之间在空间层面的和解。

这正是“新结婚时代”，传统婚姻内在分裂、新的婚姻充满动荡冲突，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后果与私人生活纠结在一起。在伦理对立的背后，则闪烁中国社会经济对立格局的幽灵。

事实上，乡村与城市两种合理性的矛盾对立，正是都市新伦理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在易清华的《窄门》（2010年）中，出身乡村的主人公余致力到省公安厅工作，看似充满前途的道路并不是坦途。“农民 气质”让他进单位大门都被门卫盘查；在同事们的活动中茕茕孑立。小说细致写出了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观察四周、仰视他人的心态。余致力的矛盾也就很快变成了 一方面坚持自己真我性情，另一方面要挤进“窄门”，变成像城里人那样有身份尊严的人。这两种合理性的诉求并没有体现出王海鸰笔下融合的可能性，而是始终尖 锐对立，折磨着余致力和读者。

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2012年）同样把两种合理性伦理呈现在我们面前，让读者陷入道德和美学的尴尬之中。郑凡虽然毕 业于名牌高校，但是，却出身乡村；他和韦丽按照都市生活的方式相识：网恋、闪婚；但是，却不得不接受“城中村”的痛苦。郑凡的父亲以为儿子已经飞黄腾达， 不仅引以为傲，还不断地把亲亲朋友的难事交给儿子处理；韦丽的父母则要求爱情必须有房子，淳朴的相爱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新结婚时代中的婚姻困境卷土重来， 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通过婚姻的和谐来作为最终解决的方案。小说凸显了城市生活伦理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思其合理性背后的荒诞不经；反之，作者用悲凉的语调写出 乡村生活道德的朴实，却也同时呈现了它的保守和市侩。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命题被置换成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生活。在小说中，乡村道德养育着朴实踏实 的信任和亲密的品质；都市伦理激活人们浪漫和温馨的想象。韦丽觉得，爱情是男人跟女人的事情，不是人跟房子的事情；但是，都市社会严酷的资本体制却告诉我 们，爱情本身就是资本投资的产品。乡村社会的温馨的情感主义观念，在都市新伦理面前，只能默默破碎。

事实上，乡村与都市伦理 对立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中国社会正由一个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问题。在礼俗社会中，人们由坚固的家庭纽带、传统 和固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各个村庄、社区中的各种血缘关系维系着人们的生活。现代的法理社会则注重利益的得失，从而忽略了血缘纽带所造就的社会关系。 传统的道德自律被不知疲倦地赚钱的欲望所替代。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正式，更加理性，也更加符合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的要求，从而相应缺少了人情的温馨意 味。所以，在《男人三十》（2011年）中农村来的卢伟最终带着在城里染上性病的妻子黯然回乡、《零年代》（2008年）中城市人赵伏生离开了温州去了没有岁月变迁的林心村、《湖光山色》（2006年）的暖暖用近乎偏执的形式拒绝都市生活对乡村的入侵。这些小说呈现出对传统乡村伦理的 强烈认同；又因为不得不因为面对都市伦理的强大合理性而最终使用想象的方案来解决现实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新伦理小说中两种合理性矛盾的呈现，凸 显了现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中国往何处去，我们的生活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