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文化泡沫，何以满足文化消费？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生产水平也通过对外开放和自我技术创新而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也就是说，从物质方面来看，虽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与社会生产（这里指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没那么紧张，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与社会生产（这里指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却显得越来越突出。因此，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努力缓解乃至消弭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矛盾。

文化消费不足：文化发展的瓶颈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兴起了一个新高潮，各级政府是从财政、税收等方面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对文化内容创意生产经营更是实行最大可能的税收优惠。因此，各类文化产品琳琅满目，文化市场也骤然活跃起来。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文化生产全面扩张的情形下，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却严重不足。

据相关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中国文化消费总量应该是10900亿元。2001年中国就已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但2004年中国的实际文化消费总量也只有3740.5亿元；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中国文化消费总量应为20100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而实际文化消费总量却只有4186亿元。直到2010年，中国文化消费总量才在1万亿元左右。根据国际的经验，按中国当前人均GDP为4000美元测算，文化消费总量应当在5万亿元左右。但据预测，到“十二五”末，中国的文化消费总额最多能达到1.5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严重偏低，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不足1/4。

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但是，根据《2012年浙江文化蓝皮书》，浙江如今的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按理说已进入文化需求旺盛期。然而，浙江每年文化消费约1035亿元，在消费总额中只占一成，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文化消费水平的60%左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浙江一直以文化产业为抓手，全力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即便如此，文化消费不足也是浙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文化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可能跟文化消费心理不成熟、文化消费观不正确以及观念、素质差异等有关，这些因素又导致人们对文化消费与自身素质的关系认识不够，对财富缺乏正确的认识等。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物质性的生活必需品消费，而没有精神性的生活必需品消费。

从文化生产者来看，可能是无法提供适合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甚至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生产出一些低俗的文化垃圾，让人们对文化产品产生恐惧感。

另外，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他们是特殊文化产品（学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但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很少有别的文化消费。因此，中国文化市场的空间无穷大，但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欲望却非常小。文化生产，需转变方式。

就文化生产而言，近些年来，中国文化领域的确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这是可喜可贺之事。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也理所应当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但是，世界进入近代史以后，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落后于西方以工业文化、技术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工业文明，所以，在中西对比中最后落败于西方。于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肩负着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双重使命。

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并没有完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也并非民族复兴的唯一目标，只有当中国文化发展引领世界潮流、中国从一个文化资源大国转变成一个文化软实力大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才算真正完成。因此，文化发展对中国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若不加以纠正，则会导致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难以落到实处。这些错误倾向表现为：

一是在文化生产上盲目增加投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各级财政收入颇丰，对文化发展的确重视，但一些政府官员缺乏相应的知识，以为文化发展就是给予经费支持，开口闭口就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项目。”可以说是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却缺乏文化项目评判的基本知识，肤浅地认为支持文化项目就是支持文化发展。结果，各种重复性、低水平、毫无新意的文化项目纷纷在政府的支持下上马。

二是文化经营者用简单的数量来骗取政府的财政支持，以为文化发展就是多出版几本书、多拍几部电影、多拍几部电视剧、多组织几场文艺演出等，并没有从文化消费市场的角度来考虑文化生产环节。结果是，人们想消费的文化产品很少，而文化市场上充斥的是各种各样很少有人愿意去消费的文化产品，甚至是低俗化的产品，从而造成了文化的虚假繁荣。

三是学术研究也在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出现了数量上的大跃进。学术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学术成果则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产品。早些年，人们一直诟病中国的研究经费不足制约科研发展，但近些年来，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在逐年加大。据《光明日报》报道，自2000年到2010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从46.7亿元增长至324.0亿元，增幅为594%。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由13.5亿元增长到95亿元，增幅为604%。而美国近10年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7%，欧盟27国为2.9%，中国则高达19.1%。中国科研经费增长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但中国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却并不如科研经费数量那样引起世界注意。反倒是全世界学术界都在思考同样问题：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力？中国为什么缺乏学术大师？

客观地说，这些错误倾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害于中国的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化生产急需要转变方式，使文化生产真正适合人们消费，然后才能满足人们消费。盲目地增加经费投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文化垃圾充斥文化市场。

今天，无论是文化生产还是文化传播，简单的复制已经无法获得文化消费者的认同，缺乏对文化产品的认同，消费者就缺乏消费的欲望。因此，文化生产转变方式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转化为创意文化生产方式。人们的消费心理总是希望用最低的成本购买到最好的产品，而现实的问题是，各种各样文化产品的价格在社会整体消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也在不断飙升，但消费完毕之后才发觉上当受骗，从而影响到下一次同类文化产品的消费。有创意的文化产品才能拥有消费者，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学术文化产品的消费则更为挑剔。客观上学术文化产品消费对低劣的学术文化产品是“零容忍”的，但数量化的考核和管理的普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纵容了学术文化产品生产的低水平重复。学术研究更应该打造精品，这样才能满足学术文化产品的消费。如何才能防范学术文化产品的低水平重复？这同样需要转变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学术生产者的“圈地”现象（指到处拉项目），实行项目带薪制。当前，一名学者一年中承担数个项目的情况是普遍现象，课题越多意味着隐性收入越大，但研究的成果要么是自己重复自己的东西，要么就是一项成果用于多个项目的结项，即所谓的“一鸡多吃”现象，这显然不利于学术创新。

实行项目带薪制，也就是项目承担者跟项目立项方签订协议，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完成该项目，那么该项目经费就应当包含从事该项目研究这段时间里的所有人员工资，而该研究团队人员的原单位停止发放其该段时间里的人员工资，只保留其岗位。项目完成后，所有成员回原单位恢复所有工作和工资。这样就可以真正推行学术休假制度，也可以避免研究人员通过项目“圈地”获得隐性收入，从而也能够切实地提高学术文化产品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