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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

2012-08-30 16:48:08 作者: 喻国明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其传播操作中的平衡性的担当应该是一种自觉:当社会笑的时候,不要让社会笑出狂妄;当社会哭的时候,不要让社会哭出沮丧。

多年以前,我们在阅读《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这部由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撰写的畅销书时,我们还是以置身事外的轻快感觉在观赏着他所谓的“十大推土机”(如开发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和供应、联合搜索技术等)是如何快速地铲平传统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商业及人际关系的沟壑壁垒的。今天,当这一现实真正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它的巨大改变震动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从未有哪个时代的社会格局像现在这样纷纷扰扰、万象横生。这尤其表现在作为权力资源的传播资源的社会化分享上。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从未像今天这样,开始拥有了巨大的传播话语权;而大众传播者也从未如当下这般拥有如此多的传播技术手段,却对传播影响力的发挥绞尽脑汁,搏命厮杀。互联网趋势研究者谢尔·以色列在其著作《微博力》中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换的时代——一个全新的交流时代正在代替老朽的、运转不灵的传播时代。”

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究竟在改变着什么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演进着社会的重大改变。传播渠道的七横八纵,传播方式的五花八门,以及传播效果的“一地鸡毛”,是当前传播领域中一道“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观。有调查表明,“迷惘”是当前相当多的社会管理者面对如此景观时的一种内心纠结。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把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传播介质的出现,仅仅理解为是多了一个传播通路或传播平台的话,就会极大地低估了这种传播技术革命之于经济和社会生活改变的影响。以微博为例,微博的出现不仅仅使人们的信息沟通更加便捷和即时,也不仅仅使人们在向社会“喊话”时有了一个“点对面”传播的“麦克风”,其实它的真正意义在于:

1.由于微博传播是基于“弱连带关系”,过去只有在朋友和亲人之间才拥有的某种信任关系,如今在“陌生人”当中也得以建构,这使得微博传播具有更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2.凭借着微博用户之间重重叠叠的关系嵌套,形成核裂变式的传播效应。而这种强大的传播效应对于传统传播范式的一个重大改写就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凡是大面积的社会传播必须依赖“大媒体”的格局(譬如,在中国的大面积传播必须依赖CCTV或新华社,在世界的大面积传播必须依赖CNN、美联社等等),在微博的世界里,传播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传播的资讯内容是否具有分享意义和对于社会的价值穿透力。由此所带来的,无疑是“大媒体”在传播动态事实资讯方面功能的失落和角色的被取代。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出现,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重要改变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尝试着体会这种改变:

1.新媒体改变了外部世界的图景在人们心目中的认知比例。过去世界很大,现在世界即我,我即世界。人们的选择性认知和选择性记忆在新媒体的帮助下被放大,以我为中心的认知圈正在形成,凡是不能“嵌入”圈子的资讯哪怕是信息的狂轰滥炸,也很难进入人们自我选择的认知图景中。因此,如何嵌入人们的生活逻辑、工作逻辑和社会逻辑,便成为传播致效的关键。

2.新媒体所造成的“圈子化”、“部落化”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过去人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受到现实关系的种种约束;现在人们借助于虚拟网络可以跨越现实关系的羁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里找到“同声相求、同气相求”的同道,他们相互拥趸、彼此取暖,强化着个性和自我,但这种关系具有某种“正反馈”效应,“圈子”内的声音被放大,“圈子”外的声音被压低,致使人们对于自我的社会选择的自信程度大大强化,而对于有异于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颇为不屑,甚至视为异类。因此,如何找到不同“部落”对话的“合意空间”(即利益、需求及价值表达的交集部分),便成为政府及传媒机构的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价值重心。

3.新媒体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生活体验,使人们的社会判断和社会决策更加感性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人们对于世界的体验更多是单向度的,其中,理性在其社会判断和社会决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而新媒体以全通道传播的方式让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其感性判断得到了极大调动和激活,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认知和社会决策之中。因此,今天的传播营销竞争,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你是否把道理说得清晰、透彻,而在于你是否让人们体验到了这种内容、产品、服务和主张所带来的全方位的细腻感受。因此,如何作用于人们的情感和情绪,让人们的感觉器官得到“滋润”和调动,便成为今天传播营销革命的又一关键。

二、现阶段的时代特点和当下政府在公众传播力构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阶段的时代特点: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

a.媒介化时代。在媒介化时代,人们头脑当中90%以上关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均来源于媒体传播的“塑型”。因此,对于自身的形象构建而言,被感知的事实永远比事实本身更重要。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参与社会传播的博弈,社会感知中我们的形象和主张一定与我们真实的形象和主张有着极大的差距,有时这种差距会让我们的社会实践付出更大成本与代价,增加我们事业发展的困难与障碍。

b.围观时代。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为每一个人都“安装”了向社会喊话的“麦克风”。这种新兴传播方式造成了一种大众围观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更为迅捷的信息流动,更加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更多“去中心化”的议程设置和更具侵犯性的“人肉搜索”。作为管理者的信息优势不再,意见权威被解构,时时处在社会的凝视和监督之下。这种围观时代的到来,加剧了我们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困扰、压力,甚至造成舆情危机。

c.危机常态化。社会有机化程度的提升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逻辑;而社会化媒体的普及造成了“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格局——任何一个挑战公民价值底线的局部问题,在社会围观之下,都可能迅速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舆情热点问题。因此,任何一个局部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迅速上升为全局性的危机。

2.当下政府在公众传播力构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a.“以物为本”的传播逻辑。当前我们的宣传中存在着严重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没有体现出对人应有的关切与尊重;缺少理想和文化的高度,缺少有尊严、有品质的新生活创造者、引领者的形象构建。

b.概念化的传播形态。缺乏温度与温情,无法与人产生情感共振。须知,在传播实践中,“晓之以理”在说服人、引导人、使人产生认同感方面永远不如“动之以情”更加有效。

c.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不是平等对话而是强行灌输,不是直面现实而是回避现实,缺少对被宣传者的尊重和关切,缺少对于多元意见的包容和相处之道,缺少对于社会关切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坦诚的、互动式的沟通。

d.畸轻畸重的传播结构。在传播渠道的倚重上,存在着严重的偏于在党报党刊和传统媒体唱卡拉OK,而在市场化媒体、新兴媒体上迄今尚无有效的进入和有影响力、有创意的传播实践。在传播内容的构成上,则存在着严重的成绩宣传的思维定势,严重缺乏对于多元化意见场域的博弈、协调与整合的经验和模式。

e.缺少一种基于系统化管理的整合传播的合力。一方面,政府目前的宣传各自为战,且多着眼于自身功利性的传播目标的实现,散乱且无序,对于政府整体公众形象的提升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政府目前在舆论传播中的传播角色过于本色和单一。一个好的宣传,就像一台大戏的演出,不能仅仅靠几个名角,而要系统地把“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协调配置,各司其职、各有分工和角色担当,共同演绎出一台重构政府形象的大戏来。显然,实现政府整体形象重构的宣传目标,需要一种系统化的管理与协调,统筹协同,有的放矢,“集中资源办大事”,应该成为未来宣传管理上的一种基本选择。

责任编辑:mr.s
来源: 《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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