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专制说”是从哪儿来的？

从梁启超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当人们谈到中国古代以至于中国现代的政体时，“专制主义”恐怕是最常用的标签。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从秦朝开始的；还有一些人认为，早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是专制政体了，不仅中国政体是“专制”的，中国文化也是“专制”的。

“专制”这个概念几乎控制了我们对中国历代政治与中国当代政治的想象，有点像沙特讲过的“词的霸权”，2008年，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这篇文聿的第一节回溯了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第二、三节梳理了中国人接受“中国专制说”的过程。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批评者坚持认为，中国历代政治都是“专制”的，这个标签恰如其分。那么作为始作俑者，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说”到底成不成立呢？

把专制政体作为一种主要政体类别是从孟德斯鸠开始的。而“专制”这个词早在古希腊就有了，它当时主要是指一家之主对其家奴的统治方式，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西方政体分类学说的集大成者，但在他的著作中，专制政体并不是主要类别，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基础是他对古希腊170多个城邦宪制的观察。这170多个城邦，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170多个村庄或集镇，每个城邦几千人或几万人。如柏拉图认为，理想城邦的规模应该以城市中心广场的容量为标准，限制在5040户以内。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亚里士多德见过 很多政体，但没有见过“专制”政体，他也没到过古希腊以外的地方， 只是对波斯等地有所耳闻。那时交通不便，更没有现代通讯工具，他无 法判断自己听说的东西是否可靠，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专制”的帽子扣在所谓“蛮族”头上，因为他认为，希腊人热爱自由，而所有（非希腊）的野蛮民族都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奴性使蛮族愿意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换句话说，专制政体是适合带有奴性民族的政体。

虽然亚里士多德关于“专制”的说法没有经过实证检验，但从他开始，西方的哲人便把“专制”与“东方”（或“亚洲”）连在了一起。

生活在15、16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1461—1527）在《君主论》中区分了两种政体：“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一后者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一后者拥有的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 世系得来的。”前者以土耳其皇帝为例，后者以法兰西国王为例，马基雅维利当然也没到过东方，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专制”这个词，但意思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六十年后，法国思想家博丹（1530—1596）在《共和六书》中再次把法国君主政体与亚洲的专制政体（他称之为 monarhie seigneuriale）区分开来，后者存在的一个前提是人民的奴性十足。

由此可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专制政体”是专门用于“东方”国家的一种标签。而那时西方思想家所谓“东方”，主要是指西亚，尤其是波斯、土耳其、印度，后来又不经任何验证延伸至东亚，包括中国。现在中国人往往对“专制”与“暴政”不加区分，而西方思想家一 般会加以严格区别，暴政（tyranny）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地方的坏君主个人的行为，但是“专制”（despotism）是专门用来形容东方政体的，叫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他们想象的东方是由奴性十足的人民组成的，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适用“专制”。

在孟德斯鸠以前，西方的哲人都不曾把“专制政体”作为一种主要政体。今夫人们使用的“专制政体”概念是从孟德斯鸠那儿来的（梁启超依据的便是孟德斯鸠）；是他第一次把“专制政体”当作三种主要政体即共和政体（再分为责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之一。他的《论法的精神》一开篇就讲到政体。

说实在的，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十分奇怪，让不少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如伏尔泰、涂尔干）一头雾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都有简单明了的标准，如统治者的人数、是否实现法治、统治者 是执政为公还是执政为私。而盂德斯鸠的概念比较乱，逻辑不清。一方面，如果依统治者的人数划分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应该归为一类，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则应该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如果他想为政体分类引入法治或伦理标准，他不仅应该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分开，还应把贵族政体与寡头政体分开，把民主政体与暴民政体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