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文化评论 / 正文

韩毓海:我们需要一种“光明史观”

2012-08-28 10:26:25 作者: 韩毓海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历史和传统中有光明,也有黑暗,关键是你不能眼里只是盯着黑暗,尼采的《历史的利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翻译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是极透彻的文章,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必须懂得“积极健忘”的道理,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懂得“保存生活”,更要有能力“创造生活”,而为了创造新生活,就必须丢掉历史的负担,特别是忘掉那些黑暗,告别阴暗心理。

问:在我看来,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出版)和《天下》(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都呈现出一种“光明史观”,它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中国“阴暗史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能否最简要地概括中国长期历史的光明面?并简要概括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支撑?

答: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因素很多,我个人以为:组织能力、财政、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战略,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改革和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反过来说,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这五个方面的危机:组织能力下降、财政制度偏颇、军事制度落伍、思想文化感召力阙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偏颇导致边疆危机,并引发内乱。

问: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为什么?

答:拿王阳明来说,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享年五十七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第二,历代改革家都有所谓千古一叹,这就是:“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我们一定要知道:“制度改革”是一个问题,而“人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不但是制度改革家,且更是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改革和改造,因此,他非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绝不多见,而毛泽东当然更是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

第三,从人的改造人手思考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以今天惯常采用的西洋流行说法而言,这就是从“先验的道德法则”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人类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而这恰恰也就是王阳明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与康德哲学在西洋的地位恰恰是不相伯仲的。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假定,不过,整个人类科学发展,却都是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亦是说:倘如我们放弃了“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假定、放弃了这个前提,一切科学探索都将丧失合法性。同样的,如果放弃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人类历史也就成了疯人院里的故事。因此,王阳明的“天理”和“知行合一”,与康德的“灿烂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从人的改造出发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只不过康德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即康德的学说和思想能力,比照王阳明而言是后发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而倘如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不存在矛盾,而是说矛盾本身,恰恰就是宇宙秩序(辩证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的根本特征。这种矛盾最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

责任编辑:魅影
来源: 《天涯》
1 2 3 4 5 6
相关推荐: 光明史观韩毓海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