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东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
人们在颂扬“阿拉伯之春”时往往会一一罗列都推翻了哪些独裁者，但是归根结底，革命的首要评判标准是建设了什么，而不是破坏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持续一年的革命已经由兴奋变成了悖论。
美国在埃及左右为难
美国对埃及解放广场上的示威活动大加赞扬。美国自责与胡斯尼•穆巴拉克这个非民主领导人纠缠得太久，从而敦促穆巴拉克下台。然而，待穆巴拉克真的下台后，原来那些欣喜若狂的示威者并没有变成继承人。相反，没有丝毫民主履历、向来敌视西方的伊斯兰激进派却当选总统——一个他们曾经承诺不会争取的职位。他们遭到了支撑前政权的军方的反对。世俗的民主力量被边缘化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与世俗的看法相反，埃及的内部架构根本不由美国决定。数千年来，掌握支配力的是国王和军方独裁者。20世纪70年代，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抛弃了20年前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结成的苏联联盟。在美国的居中调停下，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这些事情改变了冷战，反映出各方对1973年阿以战争后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刺杀身亡，这种持续的恐怖主义被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所利用，成为他延长非常时期权力的理由。
从始至终，埃及及其政府是国际社会无可回避的现实。美国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面对冷战和该地区日益显现的混乱，判定必须与一个重要的、愿意为地区和平承担风险的阿拉伯国家合作。
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在开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们当时与该国的政府合作。”
当初，先是苏联的冒险主义然后是苏联解体的后果，面对这些局面，美国何时可以直接干预该地区内政？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美国历届总统都判断，这样做的风险超过收益。乔治•W•布什政府的确敦促穆巴拉克允许进行多党选举，批评他压迫异见人士，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也坚持了类似的做法。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国内治理所呈现的所有缺点而言，既非原因，也非解决方法。
埃及的革命远未结束，宪法有待起草，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对关键机构的职能角力正酣，围绕国家的未来，设想迥然不同，支持它们的选民力量却不相上下。美国的政策左右为难。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民主价值观要求的选举程序脱颖而出，军方代表的结局却更接近美国的国际安全观（也许还有民主多元主义观）。如果美国在冷战期间犯的错误是过分强调安全因素的话，那么现在它可能犯的错误就是把派系多元主义与民主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