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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

2012-08-23 14:37:05 作者: 潘祥辉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公开化”与“媒体的解冻”是其重要因素。但苏联解体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由于苏联的“媒介催化”或“舆论失控”所致,相反,苏联的解体是长期信息封锁、传播扭曲所造成的。将苏联解体归之于“舆论失控”,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严密的舆论控制对苏联解体造成的影响。

自1991年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20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汗牛充栋。而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果等问题则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1]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见仁见智,形成了数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① 这其中,不乏学者从媒体、舆论或者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解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者观点莫过于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及其误读

所谓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即认为新闻自由化导致的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苏联的解体是党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任由大众传媒的自由化所致。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新闻学术界也屡有论述。如文有仁(1993)、唐修哲(2006)、王贞一(2008)、吴珊(2008)、黄健圣(2010)等人都认为,新闻媒介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苏联盲目追求所谓的传媒独立自由,这种“异化”过程最终促成了这个国家的解体。新闻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等等。笔者将这种从新闻舆论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学说称之为“舆论失控说”。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舆论失控说”再次出现,屡屡见诸报端。2011年,赵强先生在《学习月刊》第1期发表了《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一文,② 文章认为: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2]无独有偶,2011年《现代传播》第4期也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研究所李宏教授的《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③,文章也认为: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中的破坏性力量是巨大的”,“传媒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反对党”,“以主动、复杂的方式,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进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亡国。[3]而与李宏教授的文章从标题到观点都非常类似的是《江淮论坛》2011年第3期发表的《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一文,文章径直指出:“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4]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笔者却不敢苟同。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很难从学理上说得通。在笔者看来,这种认为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看法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或者说错误:

第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流于主观,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持这种说法的人看起来似乎“政治正确”,但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前苏联僵硬的、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立场上,而非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一点在赵强先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显然,对于“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者是极其认同的,但究竟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未加分析。试想,如果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受到人民的拥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如此脆弱?如此经不起考验?显然,将媒体视为“搞垮苏联”的主因,从思维逻辑上而言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思维,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苏联的解体必然是“外因”所致,大众媒体则很不幸被扣上苏联解体的“关键”、“元凶”或者“催化剂”之类的帽子。但要想客观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则必须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而不能先入为主地预设立场。从实证的角度而言,赵强先生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逻辑:“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的过程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演,且倒果为因。苏联解体是不是媒体惹的“祸”需要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进行政治定性。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合理性。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时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当然更加严峻。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这样描述苏联改革前的状况:“到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经变得头重脚轻、不负责任、腐败成风。该体制在摧毁任何新生的政治反对力量方面仍然绰绰有余,然而,在促进经济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却已经无能为力。”[5]正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诊断一样,苏联不改革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崩溃。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走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和中苏的历史、国情,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僵硬程度不同有关。[6]戈尔巴乔夫最初也想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但他没有中国的邓小平幸运,他的意图在苏联没有实现的可能。前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写道:“推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到了‘党的经济机关’的强烈抵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对放弃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取代统一分配等改革措施百般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7]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逻辑,仅以成败论英雄,“后知后觉”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有主观臆断之嫌。

责任编辑:罗霜
来源: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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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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