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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保守主义,文化与政治——兼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2012-08-23 11:33:28 作者: 萧武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读过《政治儒学》这本书的人不难发现,这本书在许多地方都在模仿施特劳斯。蒋庆不止一次地试图用“隐微书写”来隐藏自己的意图,又不止一次地用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来解释、规范和改造儒学,使儒学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哲学”。

本来,2004年是相当平淡无奇的一年。

与2003年自由主义的民间维权活动所取得的节节胜利相比,2004年虽然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讨论,矛头所向也更明确,但终究都无疾而终了,没有取得象《收容遣送法》被废除这样的伟大胜利。因此,自由派们不免显得无聊。到了年底将要盘点过去这一年的收成时,曾把1997年总结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一年的朱学勤这样有名的总结高手也没为2004年找到更好的草标来做记号,于是只好把“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为正统学界与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事件作为这一年的文化史年鉴事件。

换句话说,是“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拯救了一向十分热中于书写历史(篡改历史?)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唯一值得兴奋的文化事件。因此,2004年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只能留下“文化保守主义”这样“妾身不明”的暧昧痕迹作为记录了。而在“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之外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当然都入不得自由派先生们的法眼,正如李绍为千里背尸却不能进入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感动中国2004”候选人名单一样,2004年的历史在自由派的先生们眼里显得是如此单薄、如此无聊,无聊到了拿“文化保守主义”这样聊胜于无的事情当作自己的收成。

这让我想起我的乡亲们,某一年,因为大旱,颗粒无收,种的玉米只收到了玉米秆和玉米叶子,化肥、种子、塑料薄膜这些投入都如竹篮打水一样有去无回,实在睡不着觉的乡亲们只好说:“还好还好,好歹有些玉米草,再不济也还可以喂牲口嘛。”

当然,我得承认,这样说显得十分刻薄,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实在不愿意承认2004年的历史是如此单薄,也实在不愿意用文化保守主义来打发自己的2004。虽然如此,我却不能不承认,如果仅仅把目光放在所谓的“公共辩论”的范围之内,确实就找不到更好的事件来标记这一年了。因为发生在2004年的许多事情是没有机会进入“公共知识分子”的视线并成为“公共事件”的。

但事实上,整个“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2004年初,早已离职回乡的蒋庆受人之约选编了一套少儿读经的文本。此事引起国内几家有名的媒体关注,并做了一些介绍性的报道。这些报道为好事者转载进入大众论坛,引发网络讨论。远在美国留学的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薛涌撰文在国内影响较大的报纸《南方周末》上批评并引发讨论。很快就围绕读经与反读经形成了两个界线分明的营垒,并相互批评,最后发展到相互攻击、做诛心之论。这件事的回响直到2005年春天,仍然没有结束。

这当然得从儒学的近代命运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开始分析。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了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话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过是一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而已,甚至让人感到厌烦,而且已经有了更多的人们愿意寻找在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仍然没变的东西;或者说,人们宁肯认为,这种变化是不存在的,无论政统、道统还是学统,都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描述的那样剧烈,尽管有些人在话语策略上有些变化,但背后的逻辑却没变。

尽管如此,谁都无法否认这句看似寻常的顺口溜所反映的问题却仍然是真实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女真、蒙古、满洲等各种少数民族政权,但象1840年以来这样“以夷变夏”成为常态的事情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无论哪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必须要经历一个被汉文化同化、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过程,而这对“文化中国”来说,也仍然还是中国。而晚清以来的这次不同,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夷狄”们不但没有半点向化之心,而且试图改变千百年来的东亚政治文化状态,让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成为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普通主体,完全颠覆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国际秩序。

这种变化发生的历史动力究竟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今天的中国人该如何总结这些变化,它们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又与今天的中国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迄今没有让人感到满意的结论。无论是革命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又或者是当今甚为流行的宪政史观,无不让人有一叶障目不见其余的感觉。而且,随着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不断变化,讨论问题的方式与所依据的理论架构、得出的结论,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各种学术流派之间的变化也让人目不暇接。

比如说费正清原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但是1949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却恰恰继承了费氏的“冲击—反应”说,并将之意识形态化。1978年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逐步复兴,“冲击—反应”说也随之变成了现代化史观的面目,仍然在延续。而在1997年以后以反对自由主义自标的“新左派”们却重新拣起了许多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随着世界体系论与年鉴学派在中国的影响的逐步扩大,原来的鸦片战争是以强凌弱的结论在新左派们眼里似乎也站不住了。因为,据“新左派”们援引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说,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比全欧洲的综合还要多,“我大清”根本就算不上弱国。又比如甲午战争中国之败,过去的说法是日本经过资本主义改革后国力大大加强,但现在的说法却是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国家综合实力来说,1994年的日本都与中国相差甚远,根本无所谓优势。

责任编辑:魅影
来源: 儒家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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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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