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一、引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近年来频发且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①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1996－2005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超过十倍(于建嵘，2007)，20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了90000起。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如近几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影响程度不断升级？什么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但是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反向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群体性事件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Della， Porta， Donatella(1997)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权衡，如果采取容忍态度会为后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无风险群体性事件的范式，从而间接鼓励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采取暴力压制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却可能积压民怨，后续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多滥用警力暴力压服，当前多数学者提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杜绝暴力行为采用更为和平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因为暴力压制无法有效解决已经发生了的群体性事件。而暴力压制是否也对后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呢？目前国内鲜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认为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Jennifer Earl， 2006)。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的媒体集中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也就越大(Daniel J.Myers， 2000)。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渠道。媒体报道不仅包括主流媒体如重要报纸、电视报道以及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报道，也包括网友论坛发帖，即此事件是否在各类论坛上被网友报道。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指出有30％的社会热点问题由网络首先报道。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很多事件主流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而网友发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揭露和跟踪调查是近年来所涌现出的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和网友发帖是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起到作用？

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报纸(媒体)数据搜集法所得到的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数据，来研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和特点，并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早期对扩散规律的研究始于Ryan & Cross(1943)年对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情况所进行的研究。随之扩散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大众媒体、中间商以及个人在团体中接受程度等对扩散所起到的作用(David Strang & Sarah A.Soule， 2009)。

逐渐的，有关扩散的研究开始集中在社会运动和组织领域。所关注的因素不仅包括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组织内部的影响效应。经典的组织内部影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越为紧密则越容易发生扩散(Heider， 1946； Davis， 1967)。但是Granovetter(1973)则认为新消息更容易在较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传播，因为社会关系越紧密则消息重叠程度越高，因此相互之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文化背景也对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两种群体或者两个人之间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越相似，越容易产生扩散效应(Soule & Zylan， 1997)。

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规律问题，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实用模型和重要结论。1998年David Strang， Sarah A. Soule首次提出应该对“为什么社会运动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速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扩散”的问题进行跟进。接下来，Daniel J.Myers(2000)使用事件历史扩散模型，重新考察了美国1964－1971年的种族暴乱的扩散。发现一些新的关键的扩散因素。首先，暴乱不是独立的事件，暴乱事件之间有关联。第二，城市之间的不同暴乱事件互相响应。第三，网络与大众媒体为暴乱事件提供了扩散的渠道。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1)认为，关于网络、扩散和行动循环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的观点，应该通过实证数据区别开来。Daniel J. Myers(2002)进一步研究了群体性事件，她提出社会运动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并提出一个新的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反作用力模型。她认为反作用力扩散模型将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作为两个基本的扩散过程的结果：一是事件的加剧过程，另一个是事件的镇压过程。加剧过程与镇压过程相互作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及转化。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表明，新闻媒体是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Jennifer Earl(2006)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冲突扩散的因素。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也认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新闻媒体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基础。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及时性与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新闻媒体一方面使得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站了出来，并走到一起，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又会使得原本对此事件毫无概念的人群，即围观者，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也逐渐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同时，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冲突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镇压具有短期的副作用和长期的积极作用。Karen Rasler认为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

另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Kenneth T. Andrews， Michael Biggs(2006)发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在非暴力抗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运动中的核心积极分子比一般参与者更为重要，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国情的差异。中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制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很可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多样，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另有特色。那么，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怎样的规律？网络媒体、政府态度是否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面对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是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更多人参与、更多地域响应以及策略模仿三个方面，图1中的“＋”号表示网络媒体、行动组织以及政府镇压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其扩散。本文提出以下2个关键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