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克莱因：警惕全球中产阶级危机

2010年12月，突尼斯街头商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在当地一个政府部门的外面自焚。他的绝望之举在整个地区引起了出人意料却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他所在小镇的游行示威活动一直蔓延到首都突尼斯，最终导致前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长达23年的统治走到尽头。在埃及，示威人群很快填满了开罗的解放广场，最终推翻了执政已30年的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的独裁领导人也在掌权几十年后倒台。“阿拉伯之春”的最后堡垒之一叙利亚现在濒临解体，陷入了难以取胜的内战。

在历史上，在这么短时间内波及这么大范围的大规模政治动荡通常要么导致革命思想普遍传播，要么酿成完完全全的战争。然而，这一次没有蒙古汗国的入侵，没有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也没有大英帝国军舰从外部施加力量。远远没有这些。

阿拉伯之春：中产阶级的觉醒

“阿拉伯之春”起义是土生土长的运动，源于一个新生的全球中产阶级面对他们在太长时间里未曾享有过的机会产生越来越高的期望。尽管经济增长了多年，但突尼斯的年轻人失业率升至25%，迫使大学本科毕业生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到超市和咖啡厅工作。突尼斯的起义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觉醒，争取经济机会的斗争取代了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塑造脆弱国家未来前途的主要力量。

这是连工业化国家也面临的一个难题，具体表现在长期的贫富差距和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据广泛估计，今年秋天人口普查局发布官方数据时，美国贫困率将达到40年来的最高点。经济衰退在欧洲重现，美国和日本经济则危险地大幅减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现在告诫说，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将减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概莫能外，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的余地非常有限。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减缓，亚洲想必会重整旗鼓。但在21世纪取得了最伟大经济成功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前途未卜的市场转型期。过去十年里，与日俱增的家庭财富是稳定局面的首要保障。过去几年里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激发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支，造成了经济会永久性增长的虚幻希望。然而，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报告，假如官方不着重于拉动消费却仍然致力于受误导的投资和出口，那中国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亚洲的另一个重要希望所在印度，至今受累于自身停滞不前的改革，尽管它在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方面有着天然优势。逐渐跌至6%以下的增长率主要基于国内扩张，没有什么措施支持印度向海外发展。

被掏空的中产与激进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趋势是更加开放和自由。我们现在面临严峻的倒退风险，因为中产阶级被掏空的势头持续不减，致使未来看上去恰似我们的封建主义过去。毕竟，上向流动倾向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个新鲜发明，按照这种倾向，社会地位的提高取决于个人技能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每一代人都有可能比上一代人活得更好。然而，在现代经济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拥有土地的绅士统治着一贫如洗的农民。财富从中产阶层急剧流向两个极端，如今可能会导致顶层的财富大规模聚集，而其他人都处于底层。这又会造成孤立主义和冲突争端，因为各国将把目光转向内部而退出多边协议，形成一个危险的下行螺旋。

1958年，在经历了二战结束后兴旺形势下长达10年的收入增长之后，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写道：“现代社会史上最明显的事情莫过于把不平等现象当作一个经济问题的兴趣减退。”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随着消费者阶层的收入萎缩和就业机会日益难寻，如今的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加重和军费预算下降的状况只会进一步恶化。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将滋生。

激进主义思想盛行于中产阶级最薄弱的地方，因为脆弱的经济往往意味着软弱的中央政府。也门现在有许多恐怖活动团伙，几乎没有正常运行的经济可言，它与繁荣的邻国阿曼形成鲜明对比。极端分子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薄弱局面为给养，招募者瞄准那些缺少机会的人。抵御激进主义思想的最有力手段是释放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影响力，兑现关于上向流动的诺言。

中产阶级危机的出现时机真是再糟糕不过了，眼下正需要齐心协力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满足迅速增加的全球人口的需求。如果不想办法增强脆弱的中产阶级，我们就有可能面对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两极分化，最坏情况下最终导致民族主义、恐外症和脆弱的全球秩序彻底崩溃。从历史来看，那通常不会有好结果。幸好，这种结局不是不可避免的。

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

全球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害虽然严重，却不是不可修复的。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种解决方案，但这些解决方案有几个共同的主要特征决定着由消费者推动的经济能否兴旺发展。

首先是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渠道。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在2008年从美国金融市场发端并迅速传遍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期间，资金来源完全枯竭。美国今年4月获得通过的《推动美国创业企业发展(JOBS)法案》使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能够拿股票作交换向公众募集高达100万美元资金。随着能够不断融资的风险资本企业数量收缩和现有企业着重于中后期增长，这条新的资本通道将对新公司越来越重要。

起误导作用的政府规章制度也阻挠了中产阶级的回归。在希腊，药店在周末黄金时段闭门不开，因为政府规定了营业时间。在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改革措施允许公司雇用更多临时工来降低成本，却带来灾难性的意外后果：领退休金的人减少，给工资和养老储蓄造成巨大的下调压力。兼职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越来越高，每小时的报酬比全职同行低40%。

打破新兴经济体中联合大企业的过度影响力是为中产阶级创造机会的另一条途径，但事实证明，这样做往往很难且容易引起争议。在19世纪初的美国，强盗贵族彻底控制着铁路、炼钢、糖类和石油。垄断一被打破，新的法律便规定并购活动不得进一步扼杀竞争，从而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创造了更多空间。实质上，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代表着机会变得均等。然而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反垄断法和反托拉斯法要么有待完善，要么执行不力，这个理想仍然与流行趋势和传统背道而驰。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拥有土地的绅士、日本的企业集团和韩国的财阀，这些全都是僵化的社会制度的例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继续施展着太大的影响力。其结果是，消费者阶级受到制约，无法推动国内经济增长。

把目光从GDP上移开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应当将关注的目光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它会掩盖贫富差距和购买力问题———等重要统计数据上移开而更加重视本国中产阶级的盛衰与规模。促进劳动力流动、缔造公私伙伴关系来加强工人培训、优先为中小企业筹资的举措将有助于重建全球中产阶级，最终实现由消费者推动的经济增长。

全世界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体情况各异，但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不变：中产阶级壮大了，国家就会壮大。世界上的中产阶级不复原，全球经济就不会复苏。

(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家、美国前外交官布赖恩•克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