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文化和制度是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据（2）
在苏联及东欧各国，在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之前，大体上都是刚刚从封建领主制转向集权官僚制，并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文化、官文化、封建文化和与之相应的制度并存，而以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的势力最为深厚，实行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后，其社会主义文化并未系统和深入人心，而封建文化和初级的官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又都未得到批判克服，尤其是封建文化的存留相当严重，不仅是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的重要因素，又影响着这个体制的构建，特权观念和长官意志并存，构成其体制的重要因素。而东正教教条主义又直接影响着该体制领导者和公职人员的思想方法，制约着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如此建立的特殊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在开始时因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观念，才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显示一定的优势。随着革命精神的衰退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增强，行政集权体制的局限和缺陷日益突出，其先进性消失，势必不能抵御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当其内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剧变也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统治文化是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是官僚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旧统治文化和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没有彻底批判克服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使之在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中得以潜伏。当革命精神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官至尚”、“长官意志”滋生，进而演化出以权谋私、“官倒”、官商勾结、官僚资本，并据此形成以团伙、“圈子”为载体的势力。这股势力在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情况下，迅速膨胀，不仅积聚了巨额资财，[③]更以直接间接的方式操纵权力、干预政策和法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内部被削减，社会主义文化被官文化所歪曲，被官僚资本主义所对抗、抵制、干扰。资本主义文化和外国资本财团的攻击与内部所产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内外夹击，严重摧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
本来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在如此严重的内外夹击下，不仅其所有的并不充分的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很快被弱化，而且有被异化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在苏联解体后已是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虽然还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占主要方面，但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其势力在迅速增长，如果不坚决抑制，它上升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果真如此，刚刚因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所摆脱被外国资本财团主宰、肢解的中华民族，又会再次跌入衰败的境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民族，并有深厚的文化和辉煌的历史，根本原因就在文化和制度的曾经先进。周对商的革命，变氏族和部落的奴隶制为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并以封建领主文化取代了奴隶主文化。这是人类在阶级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基础。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争霸兼并，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展开了对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的变革，到秦统一天下，汉继续大一统，确立了以儒家道统为基本理论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导引、聚合、管束下，形成了汉民族，并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氏族、部落，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上，中国都是最为发达的国家，据一些学者的推算，不论人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还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都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不知道GDP主义者在为“世界第二”而欢呼时，对此有何感想？
也正是曾经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在其延续过程逐步趋于保守，进而成为阻抑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没有受到实行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国家势力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虽然被阻滞，但依然能维持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统治，并能包容和吸纳实行封建文化和封建领主制的部落联盟，以及实行奴隶主文化和奴隶制的氏族、部落，即使某部落联盟以武力入主中原，也会部分或全面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清朝中期，当满洲贵族因采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而巩固统治，并达到被今天GDP主义者所称赞的“盛世”时，欧洲已经展开了资本主义文化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比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它促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也使较中国落后的欧洲几个大国，在实力上，包括以工业技术为支撑的经济实力和武力超过依然保守的中国。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和扩张性，驱使欧洲大国及美国、日本等对全世界进行侵掠和霸占。中国也不能逃过此劫。虽然列强因慑于中国的历史上的强大，将它作为最后的目标，但其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野蛮却也使中华民族濒临灭顶之灾。
列强对中国的侵掠和欺凌，以经济和武力表现出来，实质则是不同文化和制度在国际间的竞争。中国的失败，原因就在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的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之强则在其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先进。“洋务派”及其后的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固守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不承认文化和制度的落后，企图借用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手段来增强国力，并以此维护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此基础上，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在这个基本点上，GDP主义者完全继承了“洋务派”以来官僚资本主义的理念。
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以“保国强族”为口号，以固守官文化和集权官僚制为宗旨，不仅对民众残酷剥削和镇压，投靠列强，“对外开放”，出卖主权，助其掠夺资源、开辟市场、控制金融和经济命脉，以至直接剥削民众。不过半个多世纪，中国真的到了“亡国灭族”的境地！
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挽救了中国，中华民族得以摆脱列强控制，并在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路线导引下展开了工业化。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毛泽东有什么神圣伟力，而在于他信奉的文化和制度的先进。井岗山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对爱国青年的感召力、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愈益强大，所能依靠的，只有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包括对新制度的论证宣传及其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初步实行、革命队伍的组织纪律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十几年时间就建立了初级工业化体系，依靠的也是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即初级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之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主要是初级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调动、组织、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
与先进的初级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导引中华民族独立振兴同时，没落的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却时刻侵蚀着行政集权体制中的某些负责人及公职人员，他们为了既得和欲得利益，从内部干扰、阻抑初级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的改革发展，以至形成官僚资本为核心的反对社会主义势力。正是这股势力的作用，破坏民主法制，败坏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恶化党群、政群关系，导致各种社会矛盾。而GDP主义者对经济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的制约，则使中国经济陷入病态，他们所津津乐道的GDP增长，恰是经济病态的表现。当北京、上海的一个商品楼小区的价格高到足可以制造一艘航空母舰的时候，是否可以用它去捍卫我们的领海？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之所以气势汹汹地侵占我们的岛屿，抢采我们的石海，冲撞我们的渔船，抓捕我们的渔民，就在于看清了GDP主义者自吹自擂背后的虚弱。[④]也请认为中国已是“第二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先生想一想：不仅受美、日大国控制，而且还要受菲律宾、越南等小国穷国欺凌的国家，能算得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官僚资本主义和官文化所聚合的社会势力，不仅导致经济的浮肿虚胖，更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等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而今天万余名的高官外逃，更多的“祼官”将妻子儿女变成外国人，在国内赚了大钱的富商“移民”海外，名演员也要脱去中国籍——以致《建党伟业》这部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的“献礼片”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和早期领导人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扮演！而由行政集权体制保护的“重点高校”，竟把送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主要业绩，成为向外国输出人才的管道，为其“教育产业”提供生源，而拿到学位者除在外国没有就业机会的，又有几人主动回来“报效祖国”？
以社会主义文化和制度导引并规范的中国社会变革，受到官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所聚合的社会势力的冲击，阻障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这股势力与外国资本财团相勾结，企图阻断革命进程，由官僚资本集团主宰中国命运。刚刚振兴的中华民族又有陷入分裂，甚至衰败的危险。怎样才能消除这个危险，使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不败，并再度领先于世界？
[①] 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主义 主题 主张》，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②] 以上数据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③] 据中国人民银行计算，近几年仅外逃的官员就超过一万人，携去八千多亿美元！
[④] 近日有媒体报导：菲律宾将中国的南海说成是它的“领海”，并公然向全世界招标探采石油，竟有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前去投标！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菲律宾对南海的主权。——好一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其理由，似乎又是增加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