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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舆情应对当对结论保持开放性

2012-08-15 10:53:01 作者: 彭晓芸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对于公众来说,人民不相信眼泪,不相信拍胸脯,甚至未必相信媒体,日渐理性的公民更加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可以说,现阶段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是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媒介素养与政府落后的社会治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官员应当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斩钉截铁的结论面前,保持敬畏和开放性。

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通过媒体通报:“5•10”巧家爆炸案已成功告破,此前被宣告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而案件主谋另有其人。案发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实策划爆炸案,他们花100元雇用赵登用,让赵登用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

至此,巧家爆炸案真相大白:在爆炸中当场身亡的赵登用仅仅是个“肉弹”。警方通报称,针对巧家县公安局此前通报中表述不严谨、不确切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在5月的新闻通报会上的发言,被媒体归纳为“拿仕途担保赵登用就是嫌犯”。此论一出,公众一片质疑,一些网民和媒体喊杨朝邦“下课”。

不过,也有人为杨朝邦喊冤。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巧家县委副书记王刚看来,当时情况下,确认赵登用是嫌疑人并没有错,“嫌疑人和罪犯是两个概念,那个炸药就是在赵登用身上,也是在赵登用身上爆的,那是毫无疑问的。” 王刚认为,之所以会在表达上引起争议,关键因为杨朝邦并不是一个专业新闻发言人,强项不在于准确的语言表达。

而8月8日,巧家县委宣传部负责爆炸案对外联络的部长陈杰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杨朝邦“拿仕途担保赵登用就是嫌犯”一说,是媒体误读。陈杰对记者表示:“杨朝邦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媒体上说的那个意思。”而巧家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称,“发布会现场不允许录音”,无法提供证据。

这听起来有点吊诡,既然媒体可以发布谈话内容,为何现场就不能录音呢?当地政府宁可“被冤枉”,也不愿意将舆情应对工作做得更规范、更透明的行政逻辑,令人大为不解。

客观地说,此案有一定特殊性,谁能想到爆炸案的“实施者”并不是犯罪事实的共谋呢?是否对杨朝邦动辄“喊下课”倒也可商榷,但辩护的理由不应当以“不允许录音”搪塞,更加不是王刚所言的,以杨“不是一个专业新闻发言人”为由开脱。这些说法,暴露了基层政府在政务公开、社会治理方面的落后观念。难道一名公安局长在公开场合的舆情应对能力欠佳就可以理直气壮吗?所谓新闻发言人只是一种职务分工,这并不意味着,更高级别的官员的执政能力可以欠缺公开发言的规范、客观与审慎。

长期以来,官场文化中的八股文风、文山会海,养成了一些领导脱稿就不大会说话的恶习,而封闭式的官僚晋升机制,也使得官员的升迁主要由政绩、对上级的忠诚等因素决定,而少了面对公众的公开演说、游说能力的考察。某些官员应对媒体滔滔不绝、游刃有余,相反却可能被指“作秀”。

只要不是面对公众撒谎、言行不一致,能说会道的官员如果就是所谓“作秀”,那么,我们的公共舆论环境需要这样的“作秀文化”,恰恰应当鼓励更多的官员习惯在公众场合被现场录音、录像。可以说,除了私密空间,合格的官员就应当适应裸露在录音笔、聚光灯下的生活。要当官,首先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技术官僚,然后再谈执政的远大抱负,而合格的技术官僚,言语得体得当就是一项基本功,找借口只能显得不专业。

除了言语的得当,媒体应对能力也是技术官僚基本功之一。媒体往往一哄而上,甚至不乏刻意哗众取宠、断章取义以博眼球,官员若想不惧怕“标题党”,就得学会“自我保护”——没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的危机公关机制更能保护官员。

从发布会现场“不允许录音”这一条陈规陋习来看,很多基层政府依然把自己视为可以封闭式存在的独立王国,一旦真有什么被误读被歪曲的,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了。一些官员甚至把媒体当“自己人”,以为请了记者参加不等于请公众参与,企图将信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这是把自己当“官大爷”的傲慢与偏见:没有把媒体视为公众的眼睛、公共生活当中的第四权力。

对于公众来说,人民不相信眼泪,不相信拍胸脯,甚至未必相信媒体,日渐理性的公民更加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可以说,现阶段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是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媒介素养与政府落后的社会治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官员应当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斩钉截铁的结论面前,保持敬畏和开放性。

责任编辑:刘巧丽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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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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