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西方的凝视和中国的荣耀（3）

弥天大谎与持久真理

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30年是蜿蜒曲折的30年。自从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已成为两位数稳定增长模式的典范。但是，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干扰因素，如千百万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因此，对1949年之后的历史发展进行一致连贯的描述殊为不易，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部分。正因如此，为中国亲历了过去60年的人们写出一本严谨连贯、忠于史实、不偏不倚且充满善意的历史作品，必将令读者和同行们目瞪口呆。林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本标志性的著作。

她的书以中国寻求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史实开篇，而非西方传教士在现实中从未发现过的理想化中国，也非世界规模最大的议会民主，更非台湾或韩国“奇迹”的最新版本。毛泽东和邓小平均致力于“开辟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种追寻一直并将永远充满艰难险阻”。近期内，如果这条道路能通过“建立于广泛社会共识基础上的强大的道德和理性力量”取得成功，那么它即使无法挑战“转变中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其向社会市场的方向转化。然而，在国际孤立和“千年倒退”的双重钳制中破除重重障碍，中国的确实现了“发展”。

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东亚都曾扮演过帝国主义的角色，可是这段耻辱史在中国从“东亚病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变中往往不见踪影。但林春认为，如果忽略中国的苦难与帝国主义的暴行在说明民族解放运动正当性中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弥天的谎言吗?帝国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治理方式的渴望仅限于其国内，难道中国应该将自由民主制度的嫩芽植根于这样虚伪的土壤之中?又或者说，难道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冷战顶峰时期诞生所面临的艰难环境而“被历史地剥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选项”?对于那些曾一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趸者而如今变成了批评者的人——如《纽约书评》的乔纳森·默斯基——而言，这是一事无成的半个世纪：1999年中国建国50周年时，他写道：“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而这种观点在中国观察家中并不罕见。作为一位在中国长大且具备敏锐观察力的女性，林春绝不会作出这样惟我独尊的武断评价，仿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为了取悦外国人，仿佛它果真一事无成。对历史极尽蔑视也是一种埋葬历史和压制其内在矛盾观点的方式，“这样，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就无法流传下来，而只会成为现在的一个幽灵”，林春此书的最后一行写道。

在林春看来，革命带来了主张平等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一个关怀国民、管控严格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使中国150年来首次实现了统一，还发展了一套覆盖全国的“生产、分配的精确的社会组织体系”——并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集权与分权的交替分配给地方相当的自主权，千百万普通人参与地方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决心要赶上西方。尽管毛泽东时期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他身后的中国社会有近五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和由国家领导的扶贫措施，贫困人口在2003年减少到了5800万，这意味着，在同一时期全世界脱离贫困的人口中，有3/4是中国人(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林春知道，还有数百万人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恶劣：血汗工厂、呛人的污浊空气、压迫民众的腐败官员。但中国同时经历着现代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这为领导者赢得了广泛支持。现在应该继起的不是“中国崛起”，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增大自由化程度、减少管制的计划，而应是真正的变革，是通过“人民主权”来保障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保障他们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各种决策。林春的书乐于宣布暂停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个人与集体、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划分，也令那些自以为是、贬损他人的评论家们在面对中国举世震惊的发展成就的谜题时，再也不能不加考察就得出他们的优越性(往往也是西方优越性)的结论。在两难选择中，偏袒任何一方都会使我们无法看清应被详加审视的内在矛盾。

(［美］布鲁斯·卡明斯 刘智利 编译)

(译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