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中国需将领土诉求融入国际法秩序

我不是搞国际法的，对南海问题也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只能说说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态度。首先，我要强调天则所开这个会有多重意义。一是领土纠纷以前只限于政府宣传部门发话，国内根本不允许讨论。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重要的事情，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很危险的。对领土问题，中国历来喜欢上纲上线，动辄就扣“卖国主义”高帽，弄得人人自危，好像越激进就越“爱国”。理性决策的前提是公开自由的讨论，各种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也许最后还是谁都说服不了谁，但是至少形成多元的观点。这才是正常的，才能防止激进的非理性决策。

二是天则所一般被认定为自由派，而自由主义一般更关心国内人权，对领土主权问题不太关注；事实上，理想主义者甚至认为自由是“无国界”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那些是非不分的“左愤”们指责为“卖国”。好像只要一触及领土问题，“誓死捍卫”就是爱国，坐下来心平气和讲理就是“卖国”、“叛国”。这也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极其危险的。虽然国内的多数“爱国主义”都是要打引号的，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旗号，不能让一群别有用心的人垄断和任意玩弄。在现行制度环境下，话语体系本来就已经失衡；本来可以讲话的人不出来讲话，话语体系就会进一步失衡，网上到处都是“左愤”的喧嚣。所以今天研讨这个问题，也表明自由主义者对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关注。表明学者也可以在比较敏感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在座意见似乎也不一致。这本身就是好的健康的现象。

三是对敏感的领土纠纷形成客观、公允、宽容的公众意见。在座有学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谈，一谈就被激进浪潮淹没，我说还不能不谈，虽然谈有谈的风险，我个人也不是很乐观，但还是要谈。幸好黄岩岛只是个离中国相当远的一个小岛，这次的南海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现在遇到这个小问题不谈，将来遇到大问题更不能谈。政府不敢谈，民众不想谈也不愿听，那就很危险了。这种事态如果持续下去，很可能让我们的改革走向一条歧路。其实南海也不是第一次出事，每次中国边界发生任何事端，都会有激进的“爱国”情绪出现。我们这种倾向可以说历史悠久，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如此。当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自信心长期受挫，这种心态可以理解。我记得人大教授张鸣把中国人的百年心态比喻为“怨妇”情结，倒是挺贴切的。一遇到领土纠纷就喋喋不休，好像又是“帝国主义”来欺负我们。这种心态其实是弱者和病态的表现，是和一个文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当今中国需要摆脱弱国心态，用正常的国际法治渠道主张自己的领土诉求。

我是希望通过自由讨论，锻炼我们人民的理智和宽容，不要一谈领土就上纲上线、马上进入“爱国”“卖国”的争论，这种氛围不可能产生理性的国际政策，也体现不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度。我想，中国经历这么多年发展以后，今天应该改变一下这种弱者心态。然而，我们长期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片面描述，让我们绝大多数公民都有这样的心态，包括大家碰到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这样。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甚至把我们的对外政策给“绑架”了，即便政府要温和处理都下不来，唯恐被人指为“卖国”，好像在国际上表现得越“牛”、越蛮就越得人心。在对外问题上，今天的政府发现自己坐在一堆干柴上，但这个柴火是它自己堆起来的，是官方长期的左倾宣传和教育模式造成的。在特殊的冲突环境下，这种模式是会出大事的，德、日殷鉴不远。对于这个问题，一个有长远打算的政府需要深刻反思。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上要有气度。尤其是在处理本国领土问题的时候，要体现出大国的风范。这倒不是说中国要一味退让，而是要有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要讲理。不能因为涉及利益就不讲基本是非，不论是不是我们的，只要政府表过态就要无条件、无原则坚持，提不同意见就是“卖国”。如果确实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要寸土必争，但问题是首先要按照公正的规则确定这是自己的，而不能因为自己想得到这个东西，就不顾是非硬说是自己的。如果你和邻居争吵，硬要不是你的东西，别人会怎么看待你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民众不太习惯讲理；只要谈到中国和其它国家之间的纠纷就马上站队，自己当然是对的，“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我不是说他们的结论是错的，黄岩岛也许就应该是我们的，我是说这种思维习惯不太好。

在这点上，我不同意有些学者主张的，国际政治就是丛林规则、弱肉强食，权力较量压倒是非、决定一切。尤其是学者首先要讲理，而且要帮助国民建立讲理的习惯。如果连学者都“屁股决定脑袋”，是非不分、蛮横无理，只要自己认为有利的就赞成、不利的就反对，那么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而且不要以为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可以分开，一个在国际上不讲道德的民族，国内政治也不可能讲道德，就和一个在外不讲理的人回家也不会讲理一样。

怎样才是讲理？讲理首先要讲规则。中国作为大国，在处理领土问题上应该尊重通行的国际规则。我们经常拿出的道理，有些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譬如我们经常说历史上这块地方属于我们，但是历史上的主权归属往往比较含糊多变，而且即便有定论，历史也不能决定一切。不是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你的，所以现在一定还是你的。这样讲的话，许多道理是讲不清的，也就难怪说服不了其它国家或地区。照理说，以前越南、朝鲜、蒙古都和中国发生过隶属关系。我去河内，看到它的一个李姓皇帝穿戴都和中国的县官一样，他的位置就是唐代皇帝册封的，但你现在能因此而向越南要领土吗？既然历史不能决定一切，究竟什么是决定领土权属的标准？那还是要按照国际规则。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要尊重国际规则。如果公正的国际规则明确地告诉我们领土应该属于谁，那么无论这个结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都应该服从，就和你即便官司打输了也得服从法院判决一样。

当然，这里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首先，国际法规则必须对各国是平等的、普适的、公正的，不能歧视我们，“不平等条约”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不熟悉国际法，但是这个方面似乎问题不大，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专门针对我们或少数国家的国际规则。当然，有些国际规则可能是西方列强主导制定的，也许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利。即便如此，只要没有在表面上歧视中国或体现明显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原则上就应该按照国际法、海洋法来处理争端。如果我们对国家规则本身不满意，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和谈判来修正国际法秩序，让国际规则变得更加公正合理。

其次，在争议双方就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该交给一个有公信力的国际法裁决机构做出最后的判断。当然，前提也是国际法庭等机构的组成是有代表性的，不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我对这个方面不够了解，国际仲裁机构是不是有明显歧视我国利益的倾向，似乎是没有。总之，我们应坚持一套相对平等的、没有歧视的、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以及以公正的方式组成的国际法庭。只要国际法规则并不歧视中国，国际法庭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或国别偏向，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国际法治秩序解决领土边界争议，就和我们早就加入WTO并服从国际机构的裁判一样。

当然，国际政治是要进行成本—利益权衡的，但我还是认为利益不能压倒规则。尤其是我们在算计利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中国的长远利益，而服从规则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不讲规则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们搞了30年计划经济，现在知道要在国内搞法治，因为计划指令可能让一批项目上得很快，但是长远下去是不可维持的，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得靠市场和法治。对内如此，对外也一样。在我看来，规则政治是相对稳定的，利益政治则是不安全的，也很容易误算，尤其是在决策不公开、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譬如刚才王焱兄说到，“抗美援朝”似乎得到了“延伸的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利益也许有，但是衡量起来挺困难的，譬如我看不到它给中国普通老百姓究竟带来什么实利？相反，说它加剧了国内的高压气氛和左倾狂热倒大有人在，而后者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也是毛泽东一人拍板造成的。

不讲规则的后果必然是得罪邻居，最后人为孤立自己。这本身就可能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而且也会加剧我们对其它国家譬如俄罗斯的依赖。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别人凭什么被你免费利用？从近代史上看，俄罗斯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何老师也讲了，历史上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哪个对中国更好？谁是潜在的威胁，谁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偏偏要找以前的敌人做朋友？总之，中国传统是重义轻利，不要因小利而失大义。其实，失大义也注定要失大利。一个不分是非、不讲道德、“放利而行”的民族看起来很在乎自己的富强，其实是不会真正富强的，因为这个民族的道德状态不配，就和你看到一个素质很差的暴发户开着高档车很不协调一样。很不幸，上帝还是公平的。

面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明智的判断不外几种。如果国家有实力，直接拿下来当然最简单；或者当地人觉得这个国家对他有保护作用、对他有好处、愿意归属你，也没有问题。但我们是否有这种实力？是否有这种“魅力”？如果都没有，在这个时候还是按规则办事比较以理服人。现在既没足够的实力，更没有魅力，还不按规则出牌，和一个小国吵吵囔囔，很没有大国的面子。实际上，即使美国搞的也不纯粹是霸权政治，否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小国愿意追随它？我们自己的古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现在是反思自己的时候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基本心态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是情况有了大的不同。鸦片战争毫无疑问是别人侵略，我们被动挨打，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走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领土争端，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然一方面是利益成本的权衡，包括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多方面的权衡。但是利益算计是很复杂的，而且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结果很不确定。所以遵守规则还是一个最确定、最安全、内外都最有秩序因而对中国最有利的局面。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肯定要在世界上长远立足，所以要有长远发展的考量，为此一定要融入国际法秩序。我们知道国内搞市场经济要靠法治，那么国际纠纷同样不能没有章法。用国际规则来处理南海问题可能对我们时下不那么有利，但是很可能在处理其它问题上对我们长远有利。毕竟，遵循规则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风险最小的。更何况我们虽然比以前强大，但是相对美国来讲实力还是比较弱，法治正是为了弱者设计的。老大靠实力说话，不需要法，但是弱者需要法保护自己。我们国家需要从长计议，确定一套我们可以接受的公正规则，当然基础是目前已有的国际规则，然后一次性解决问题。不要再像这样，每次一有风吹草动就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这对于改革的大环境很不利。也很容易受到别有用心的利用，就是刚才章润讲的，“不想让你关注中南海，所以让你关注南海”。

这表明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危机的根源一直没有消除。今天中国的“崛起”让其他国家包括周边国家担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说实话，我们国内政治没有搞好，就不要去忽悠国际政治，这样搞不好的。从迅速崛的德国、日本来看，最后都是灾难。国内和国际政治搅合在一起，会把两种劣势凑到一起，相互放大。国内问题搞不好，政府有压力，很容易想点子弄出点国际事件出来。所以我不主张过分鼓吹实力政治或者权力政治。一方面，我们恐怕还没有这个“实力”；另一方面，这样风险很高，最后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不只是对其他国家，主要还是中国自己倒霉。德国、日本走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倒霉的是它们国家的老百姓。

我们国家至少某些政府部门的脑子还是好使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比较理智冷静，尤其是外交部跟军方等强硬立场不一样。但是它在中央总体协调中很可能处于下风，同时面临国内的舆论，都唯恐不够激进。刚才章润讲到南海问题上国民普遍关注，政府也有点引入公共理性的意识。我觉得，对于这类问题中国从来不缺乏关注，缺乏是理性关注。中国社会长期处在“爱国主义”教育熏陶下，所以在这类敏感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公共理性的。

南海问题如果当做突发事件处理，有关部门不让评论也许能一时解决问题，但我觉得是治标不治本，下次碰到还会是问题。我的观点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一贯的强硬立场对民众影响很大。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既定论调，将领土诉求融入国际法秩序；民众则通过理性交流对话，转变激进的国家主义情绪。如果政府真的明智，就应该以更有建设性和更加积极的方式引导公众，就要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包括它的历史原委、各方观点，尤其是与我们对立的观点，譬如菲律宾为什么这么看待黄岩岛，通行的国际规则怎么解决这类问题，以及以前各国处理这类问题的先例。这些要对国民讲清楚，至少一部分国民会理解其中道理。因为我们长期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目前不能做出理智判断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完全禁止讨论，以后肯定会出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长远之道。我们要把不同的观点呈现公众面前，由他们自己判断。譬如腾讯对某些问题会把正反观点都列出来，这种方式比较好。这次天则所开这个会，在座的学者立场也不同，但是都有发表独立观点的自由，希望这种交流是理性解决中国领土问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