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冷战初期的“民族”与“民主” （2）

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中的“民主”概念

在二战基本结束、“铁幕”拉上的过程中，“冷战”并非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固定格局。众所周知，在二战后期，史达林直到蒋介石政权呈现了明显的败象为止，都没有真正确立支持中共打击国民党的政策；相反，进入中国境内的苏联红军，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配合国民党军压制共产党军队的措施。其后的朝鲜战争，更不是一个明确的“自由民主的联合国”与“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垒；把中国推上前台的史达林，一直对于介入这场战争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尽可能地对美国显示“中立”的姿态。当一切尘埃落定，事后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后世的人们倾向于把这段极端混乱的历史过程整理为轮廓清晰的“冷战对立”，并使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模式去表述它；但是这种简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那些并非可以用二元对立加以归纳的历史要素，而这些历史因素却恰恰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在这段历史里，民族与民主这一对范畴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历史性格：它们并不能够仅仅被它们的对立概念所定位。或许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十年里，这一对概念具有最为丰富的历史涵义。它所包含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关怀，远远超出了后冷战时期的知识能量。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亚洲国家重建自己的政治社会时，是否选择社会主义这种政治形态变成了一个实际问题。在一些共产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例如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由美国高度掌控的地方（比如日本、台湾和朝鲜战争停战后的韩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具有社会现实基础，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他者”；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这些区域，有能力制造意识形态的人们（这里说的主要是知识份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仍然具有程度不同的宽容性和理解力。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以英、美、苏为首的盟国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它使法西斯成为世界公敌，而使盟国内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成为第二义的对抗。

1948年夏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了一场讨论，并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呼吁建立和平机制、消除战争隐患的声明。这个为时两周的讨论由八位社会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美国、巴西、法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除美国参加者为三人外，其他国家均为一人。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远东的中国战场上，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美国与苏联在如何插手中国事务的谈判中正在翻云覆雨；很明显，在铁幕已经启动、冷战正在推进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会议却是朝向另一个方向，即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方向推进的。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同年12月，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而教科文组织的讨论，在事实上正是为这个人权宣言的产生所做的先行研究。

教科文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它推动的一系列讨论虽然旨在从学术的角度追究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世界性悲剧，但是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设定的课题，却基本局限于“人类的偏见与无知如何驱动战争”这样一个框架。换言之，它的立场是设定在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上。在原理上说，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讨论战争与和平这类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时候，它的功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对抗冷战意识形态。同时，由于它强调了“心理”的功能，甚至提出了“战争起源于心灵”这样的问题意识，必然招致当时共产主义阵营的反感。据说早在1946年第一次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就明确反对教科文组织宪章这种“缺少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取向，认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方针没有抓住引发战争的真正根源。因此，他明确地表示，南斯拉夫将不会与教科文组织合作。[1]

与此同时，从1948年教科文组织这场讨论的人员配置上看，尽管它有着超越铁幕的意愿，但是这种超越显然力不从心。在八位参加者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而最具代表资格的苏联并未派出代表。相反，美国代表占据了八分之三。尽管来自自由民主阵营的代表中不乏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之心的学者，但是这次讨论仍然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展开的。可以说，在战后初期的各种国际会议中，这种由美国代表“唱主角”的情况不在少数。

但是，从这场讨论之后发表的由八位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分别为社会学（4人）、心理学（2人）、精神医学和哲学（各1人）〕共同签署的声明看，他们却并非代表美国国家立场，或者充当西方阵营的代言人。相反，尽管这八位知识份子相互之间在见解上存在很多分歧，他们所达成的共识，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意识形态”。毋宁说，它具有着鲜明的对抗冷战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他们与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

以这八位社会科学家之名发表的声明《社会科学家为和平而作的如下呼吁》，就12个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在整体上呼吁和平与和解的前提下，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条指出人类本性共通的欲望并不是战争，而是远离饥饿、疾病、不安与恐惧以及和睦、被尊敬等情感；第二条至第四条提出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的条件在于调整现代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状况，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安定才导致了战争；同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依靠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需要超越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第八条和第九条提出社会科学家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的差异而相互隔绝，这使得他们不仅难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很难联手对抗那种为政治服务的伪科学理论。第十二条提出“为自己所属集团所进行的努力与为人类而作的努力并非不能两立”，等等。[2]

从今天的国际关系角度看，上述这些分析似乎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尽管它们在今天可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关系中，这个声明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来，这个声明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从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特别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已经形成的时候，这个声明却显然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过度宽容”。完全可以想像这个声明在当时腹背受敌的状态，但是，它却在冷战伊始便奠定了对抗冷战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的终极目标是和平，而重要的支柱就是民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民主”概念，植根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基本源自欧美发达国家；教科文组织并非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不偏不倚，但在充满争议的状况中，它仍然推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角：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为基本模式的“形式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主义”。它同时还明确了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这两种民主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因此两者之间的对立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3]在这样的视野之中，“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绝对性仅仅是针对法西斯主义而言的，在后冷战时期可以观察到的“民主”对“独裁”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冷战前期虽然也有显露，却并未真正形成主导性的认识论。恰恰相反，在冷战初期，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民主主义”。

“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是教科文组织在1948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这份问卷被发放给铁幕两侧的五百位思想家，征求他们对问卷所提四个问题的回答；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举措与它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在调查意向书中，教科文组织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都构成了关键字，例如1918年一战结束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胜利”；1943年罗斯福、史达林、邱吉尔在德黑兰会谈时为盟国树立的目标是建立“民主主义诸国的世界家庭”；1945年的雅尔达、波士顿宣言也都强调了“遵守民主主义的各项原则”。但是，这些场合使用的“民主主义”所指称的对象却未必是同一个东西。当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分歧日益显露。意向书指出，在诸大国的宣言中并无分歧的各项关于民主的原则，一旦应用到具体问题中去的时候，就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一方认为民主主义不能在种族歧视、剥削民众和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繁荣；另一方则认为民主主义不可能在一党执政、不允许反对党存在的地方发展。教科文组织认为这种对立的背景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观念的清理和哲学层面的平等讨论，它试图在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讨论的空间，并通过讨论寻找和解的途径。教科文组织给出了四个问题：

一，如何看待民主主义这一辞汇在使用过程中的暧昧性以及口号性质？判断使用错误的标准是否存在？认为只有一种使用方式是正确的并排斥其他方式的做法，其历史的基础是什么？二，仅仅作为政治概念的“形式的”民主主义和作为更广义的社会及政治概念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民主主义仅仅意味着普遍选举权，还是意味着更多的平等权利——例如教育、经济？三，宽容的问题。民主主义是否意味着不加限制地容忍所有立场的团体都参加政治生活且对舆论施加影响？抑或有所限制？它是否意味着必然有多个党派存在？它有没有与“反民主主义”的团体进行斗争的义务？四，现行论争所显示的分歧，是反映了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因而不可能消除，还是在其深处也包含了意见的一致性与和解的可能性？[4]在这四个大问题项下，还有共计30个具体的子问题，教科文组织要求回答者不必全部回答，但务求回答的部分要进行透彻的分析。

在发出问卷的同时，教科文组织还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以强调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日本《世界》杂志在1952年12月号刊登了1948年的另外两份档案，一份是起草该问卷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另一份是该委员会关于基本概念哲学分析的报告。与同一时期关于和平的声明一样，这两份档案也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它们说明这份问卷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清理混乱的概念理解，在思想上甚至是意识形态上找到通向和解的有效途径。不过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它们还对民主主义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勾勒，这才是在今天这些档案依然具有意义的原因所在。

问卷的子问题中，涉及到了林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这一演说词，它在当时被视为民主主义概念讨论的出发点；它还涉及到了托克维尔1848年9月在宪法会议上的演说，该演说反对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主义的一种形态，强调说：“与民主主义在自由中要求平等相对，社会主义是在压制和隶属中要求平等的。”[5]问卷同时还援引了列宁和史达林的说法，他们指出上述“形式民主”的核心在于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并不存在“一般性的民主主义”，只存在着多数具有不同历史和社会乃至心理机制的“各种民主主义”。针对这一基本状况，教科文组织把民主主义大致分为两种形态：政治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前者注重普选权等政治参与的形态，而后者注重的是多数人的社会平等问题。[6]

教科文组织很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能依靠概念的清理来调解的。同时，对立的意识形态也导致了对于同一事实的完全不同的认知。但是，它仍然强调这种“哲学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因为它至少在认识论和知识的层面上让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明确化，并从混乱的问题中分离出真正的论点。针对当时冷战两大阵营各自用自己的理想来取代现实认知，并按照理想状态指责对方现实的问题的做法，教科文组织认为必须详细地分解民主主义的各个具体环节，通过对这些环节的讨论揭示这种对立的真实状态。[7]

围绕着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日本的几位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曾经在1953年进行过一次讨论，并从日本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深化了这个基本命题。[8]讨论者之一丸山真男提出了一个讨论前提：民主主义不是学者在研究室中制造出来的思想，它是在剧烈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与人们不断变动的日常需求和价值观等等密切相连，因此仅仅使用形式逻辑和概念加以组合，会使它丧失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必要的整理，它的滥用和混乱又会导致不必要的摩擦。丸山呼吁，要在“两种民主主义”之间发现“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相互指责，这才是建设性的态度。

这个讨论会对“两种民主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沿用教科文组织关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分类，而是使用了“形式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分类方式。恐怕这与1953年这个特定的时点有关。[9]论者指出，在欧美的近代传统中，自由主义通行无阻，民主却被视为含有危险性的观念。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大众的政治参与具有威胁性。因此，在实质上变革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不关涉社会变革、只是让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序，就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就是人民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对立。讨论者特别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历史沿革过程，作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产物，它一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亦即具有含义的形式。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社会土壤，在于人民对于民主程序这一形式所具有的意味（亦即它所可能达成的结果）不仅有理解力，而且还拥有相当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有助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依赖于程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同时在另外一面，它也恰恰因为这种纯粹的技术性格而在二十世纪之后渐次失掉了内容，成为与现实割裂的抽象形式。与此相对，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巨大变革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最为缺少形式民主的传统，这些地方的为政者毋宁说是首先通过“独裁”的过程来建立实质上的人民民主社会，然后才有可能推进程序上和方法上的民主。

形式民主与人民民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方处于初级阶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在这个讨论中引起了分歧。自由主义者显然并不认可把后者视为前者的高级阶段的简单图式，他们强调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民主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是同时并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形式民主的局限性，认为人民民主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诚意下，这些立场不同的日本知识份子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对峙，把话题最终转向了日本如何民主化的问题。但是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共识——曾经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的“两种民主主义”，现在却互相以对方为敌，而以民主主义自居的欧美国家对共产主义显示了明确的敌视态度，这种非宽容的精神本身就是违背民主主义原理的。毋庸置疑，这种略显书生气的论述并无扭转现实国际政治局势的现实功能，甚至也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国际政治状况进行批判，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刚刚从苏联推向更多国家的时候，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轮廓还没有真正定型，日本知识份子显然具有很多一厢情愿的美好想像。但是尽管如此，这些论述却很鲜明地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认知状态：比起后冷战时代贫瘠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冷战初期的知识份子对民主主义的理解显然更丰富也更历史化。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冷战意识形态形成的时期，这种历史化的认识本身反倒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很难直接参与到意识形态对抗中去。而正因为如此，它才保存了那个时代思想生产的复杂张力，为后世留下一些重新进入这些问题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