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富人的“民族责任”

常常有困扰于国内“仇富”现象的同胞问我，为什么法国富人为什么不招“恨”？原因是多方面的。低调，可能是他们的法宝之一。法国普通民众基本不了解他们的富翁是怎么生活的。富翁们有意公开出来的信息大多很平常，令普通民众无法产生“仇恨”。如一家杂志报道法国著名大亨弗朗索瓦·毕诺在巴黎Le Sormani饭店所用的一顿午餐，两个人共花费了148欧元。菜单如下：

两份开胃小点心（赠送）、芦笋烧意大利小肠两份60欧元、鲜贝配时鲜蔬菜一份40欧元、羊肠菌焞多宝鱼一份40欧元、一瓶埃维昂矿泉水8欧元。

这顿午餐虽然还是属于相对比较贵的，但对于2010年法国富豪榜上排名第7位、世界第77位的毕诺来说，但并不出格。即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能吃得起。关键在于，富翁所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的信息，法国民众是绝对无从知晓的。我曾了解到一位法国排名第12位的富豪在家中请朋友用中餐时，摆上的餐具居然是中国明代的精美瓷器。在中国，这可是博物馆里才有的精品！由此可窥其生活奢华到了何种程度！

但低调还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法国富裕阶层之所以能够与民众和平共处，关键还有两点：一是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二是一致对外的“民族责任”。

所谓“让步政策”就是时不时对贫困阶层做出一些“让步”。如最近在欧美主权债务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时，美欧都有一批亿万富翁主动要求向国家交付更多的税，这就是一种缓和富裕与贫困阶层之间矛盾的一种姿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富裕阶层承担起整个国家的“民族责任”，对外捍卫本国民众的共同利益，起到某种民族“头羊”的作用。

马克思一向认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但爱因斯坦却提出一个相反的论点，即“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民族斗争”。在全球化的今天，事实证明，爱因斯坦的结论更接近现实。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时，并不存在两国同一阶级的跨国共同利益。相反，全球化使各国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工阶级的利益尖锐对立。如欧洲劳工阶级就指责工资相对更低的中国劳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美国劳联、产联也是反华最激烈的工会组织。所以，“无产阶级没有国界”这一说法是一个伪命题。真正没有国界的是资本。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代表着资本的一国富裕阶层应该如何联合本国民众，承担起应对来自外国挑战的“民族责任”呢？

要知道，世界的资源和市场都是有限的，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金融上的崛起，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会造成对现存世界秩序的一种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今天由于深陷金融与经济危机之中，因而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近来美国与澳大利亚建立新的军事同盟、法国重返北约军事组织、美欧联手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国，都预示着今天全球国际关系格局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中国面临的挑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那么中国崛起过程中首先获益的富人阶层难道没有责任来承担这一挑战吗？

更何况，任何国家的穷人中间都会有智慧超群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其富人却几乎可以肯定个个都是聪明人，尤其是第一代。因此，富人无论是从财产上还是从精神上来说，其“民族责任”就必然要比普通民众要大。而富裕阶层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承担起这一责任，则是一个国家能否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关键所在。中国富裕阶层相对西方存在着三个弱势：

一是对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层次构成与战略思维缺乏深刻了解；

二是中国富裕阶层总体资本尚不够雄厚，与欧美相比差距甚大；

三是中国各大财团之间尚缺乏协同“作战”意识，更未与国家形成协力态势。而要改善这种状况，首先要了解世界。而这也是富裕阶层比其他阶层人士更容易做到的。

我在“中国富翁缺少什么”一文中曾建议中国富翁建立一支私人研究队伍，以了解今日世界的现状，达到“知彼”的状态，以应付来自全球化的挑战。法国几乎每个大企业都有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国际格局变化。法国企业家协会更是在这一领域有着相当强大的研究能力。而这些都是中国富翁们所缺少的。

所以，尽可能快地建立起私人智囊来研究世界，同时尽可能亲自走遍世界。见多才能识广。这才是中国的富裕阶层的当务之急。不过，在出国访问时，少花点精力在购买奢侈品上，多花点功夫来研究我们的对手。否则有一天如果国家在国际关系大格局的变动中出现纰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