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改革开放，功劳不能全归后人

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就中国政治问题采访司马南笔录之七——

往大了说，往马克思主义正统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以，劳动人民的消费，被限制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而老百姓 的消费水平的低下，致使“拉动内需”成了好听的口号而落实不下去，反过来阻碍甚至破坏生产的发展。消费局限性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 ，表面上看，所有人的消费都是平等的，奥巴马、麦凯恩与失业工人詹姆斯一样，都是拿一样的钱买咖啡、汉堡，但是，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相同的消费行为后面的经济学含义完全不同：詹姆斯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远远大于奥巴马、麦凯恩，因为他的收入有限。

改革开放，功劳不能全归后人

杨先生：您认为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丰富和提高，是政策造成的，还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产物？

司马南：有点不太理解您的问题：所谓“政策”，难道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吗？

人类文明，自文字发明开始算，大约七八千年，而人类的文明史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8万年，你说的“政策”，与几万年时间内单元的人类文明史相比，不知如何对比，不是同一数量级啊。“人类文明”，是一个涵盖了与人相关的一切的概念，太广大了。“人类文明进步”，概念稍小一点，一时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文明在狭义上，近乎文化概念。人类文明进步，是逐渐积累的结果。人类本应该合作进取，但是，很遗憾，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人类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没有改变。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一切生物，除了蚂蚁和老鼠以外，都没有自相残杀的现象，而人类却残酷成性。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国家，依旧横行霸道，不断地以最残忍的战争的方式攫取利益。近几年的战争，你数一数，南联盟、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就没有消停过。

可以预言，如果没有这些血腥的战争，人类的生活一定会更幸福，因为战争所费金钱用于民生，会让人们体会到物质的更大丰富。如果非要把物质的极大丰富与人类 文明进步相联系的话，我想说，美国为首的世界上那些不断地敲打教训别人的国家，他们的“战争政策”一俟改变，人类文明一定会大大地向前跃进。

二战结束后，许多真诚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以为，和平的时代来临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了，因为世界政府国联（联合国前身）成立了， 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太深重了。但是，仅仅过了几年的和平光景，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就打了起来。所以，列宁的说法现在没有过时，“帝国主义就是战 争”。要帝国主义不打仗，好比要老虎不吃人。这不是什么政策问题，而是本性问题，是丛林法则的规定性没有办法超越的问题。

换个角度，人类文明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抽象地看，无非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而已。物质的极大丰富，主要在交换、分配与消费环节体现出来。特别是 消费环节中的个人消费特色消费。手机、汽车、高铁、飞机、电脑、电玩、影视、化妆品、服装、食品、家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拜科学技术所赐，今天的普通人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消费体验，过去 的皇上、太后也不可能有。仅就这一点而言，当代人应该感到幸运。

但是，人的消费局限性很大，而消费体验更是非常复杂。往大了说，往马克思主义正统上说，资本主义生产，以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以， 劳动人民的消费，被限制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的低下，致使拉动内需成了好听的口号而落实不下去，反过来阻碍甚至破坏生产的发展。消费局限 性另一个方面的表现是 ，表面上看，所有人的消费都是平等的，奥巴马、麦凯恩与失业工人詹姆斯一样，都是拿一样的钱买咖啡、汉堡，但是，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相同的消费行为后面的经济学含义完全不同：詹姆斯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远远大于奥巴马、麦凯恩，因为他的收入有限。

有一个公式：（食品支出/个人（家庭或国家）总消费支出）*100%。这就是著名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越高，表示其越贫穷，恩格尔系数越低，表示其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另外一个方面也很重要，牵强一点说，或是一个政策问题。

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很高水平的情况下，假如实行闭关锁国，那就必然落伍。慈禧太后当年看到火车不知为何物，后来好不容易造了一段铁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得跪着。为什么？因为给老佛爷开车呢。如果不小心站起来，老佛爷要是不高兴了，她不痛快了，说不定会把司机扔到河里去……

这里要强调一个观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之前，不是中国不开放，不是中国放不开，而是因为一个红色政权在东方诞生，东西方两个阵营对垒的情况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敌视中国，封锁中国，中国是被锁国、被封闭。

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为代表的的新中国外交通过民间外交、第三世界外交、乒乓外交等形式，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为后来打开国门突破封锁打下基础。后来改革开放，不全是后人的功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三个重要的基础：一是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重返联合国；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有了“两弹一星”镇国之宝；三是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所有的人都在学习。我的母亲从旧社会走入新社会，和她一起进入新社会的中国人80%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靠着扫盲班的学习，我母亲借助字典能念报纸，会写简单的字。我本人生于1956年，五六十年代的东北农村，冰天雪地物质贫乏，但是我们有书念，你知道，我的书念得还不错。

好比盖楼，只讲后30层如何坚固、美丽、时尚，而把前30层说成是豆腐渣工程，这种说法无论是出自什么样的理由，在逻辑上都是可笑的。

再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发育，小时候是打基础长结实，后来才是个蹿个儿，你能把蹿个儿阶段的生长速度完全归结为蹿个儿阶段吃的那几碗米饭吗？

再好比一个孩子念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一口气念下来，你能把功劳统统算到博士导师的身上吗？

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效用”的概念，最后的馒头也只是馒头。最后的馒头，不能否证前面吃下去的馒头属性与功用。

王绍光教授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有比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从健康角度和受教育角度看都是如此。

王绍光先生还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看前30年，他披露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水库大大小小八万多个。现在，我们的水库比那时候还少了，不知道计算开放前GDP的时候，有没有算进去。还有农田基本建设，如果说1978年包产到户本身就能使农业生产上去，那解放前早就应该上去了，可事实是，直到1984年，粮食、油料、棉花都上不去。

胡鞍钢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和计算发现，毛泽东时代的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标，从“极低”上升到“中等程度”。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HDI最低的国家，仅为，低于当时的印度。到了1975年，中国的HDI达到，达到了中下等人类发展水平。韩德强教授则引用一系列数据，反复比较中国和印度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具体差异，得出审慎的结论，即那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国家发展模式有问题，人为灾难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的发展并不逊色， 最重要的是，前30年的积累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创造了起飞条件。那种上了房之后，一脚踢翻梯子，歪着脖子不认账的偏执理论是典型的混账理论。

温铁军教授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资本投资趋向于零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以成规模的劳动力的低成本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所以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后来30年是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进一步扩张的过程。

简单地说，没有前30年的基础，一切无从谈起。至于“民主在这里是不是一抓就灵”，活到我这个年纪，一般是不太相信奇迹的。多元函数值的结果，取决于N多个变量，现在你要我们相信X1可以决定一切，岂非笑话。民主要真那么神，菲律宾、泰国早就跃居第一世界了。民主要真那么神，去年我去过的那个颜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不会社会乱作一团经济一塌糊涂了。

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校长在中央党校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对前30年后30年 的概括说法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无数困难，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综合国力 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正在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这段话，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只承认后30年，竭力否认前30年，习近平的话是一股脑地，大呼隆地，整个量地，总体地讲到60年的成就，但是，他特别强调了“旧中国的一穷二白”，强调使用了前30年人们熟悉的豪迈口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明显地把“克服无数困难，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前30年的成就，并将其与“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并列起来，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关系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