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正常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自己的新书《大棋局》中写到，本书献给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造就明天的世界。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所带的最知名博士生是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国务卿）；他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一名行政助理罗伯特•盖茨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奥巴马在哥大听过他的课，并且以苏联核裁军为主题撰写了论文《布热津斯基是苏联问题专家》。
除了他的学生，他的同事、同学一样改变了世界——亨利•基辛格、萨缪尔•亨廷顿……
布热津斯基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无一不是全球畅销书，也成为外界掌握美国战略走向的参考书。
他的书一直为中国人所看重。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中国就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了《布热津斯基言论选》。他的每一本畅销书也都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只是每本书的序言里都加上了类似“供批判用”或者“批判阅读、审慎阅读”的字样。
尽管已经83岁，但他的手跟鹰爪一样，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绝不离开你，像盯着猎物般锁定你——这个人锐利的目光曾经无数次地穿过谈判桌，一丝不漏地传达到对面。勃列日涅夫、邓小平都曾是桌子对面的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赵楚对布热津斯基的评价是：“在世的最一流战略学者、最具有古典主义气质的地缘政治理论家。他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虽然在冷战时代成名，但他的理论在新时代随之更新，并且被现实政治所印证。从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和盟友关系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布热津斯基的痕迹。”
地缘政治的古典主义大师
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在英语里发音极怪的名字（Zbigniew Brzezinski）。同为欧洲出生的美国人，他并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把名字改得美国味更浓一些。
他经常拿名字的发音开玩笑，但他更自豪的是：一个生在国外、让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拼出名字的外国人居然成为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协调人，这本身就足以证明美国的包容与开放。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修斯则认为：正因为出生地的关系，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感觉更为强烈。
当谈到中国是否可能寻求一种类似美国的世界地位时，布热津斯基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任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国霸权设置了额外和重要的障碍。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波兰贵族的后裔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在全球游历。他的父亲驻德国时，纳粹党开始发迹，随后他们一家转驻苏联，他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转驻加拿大时，二战开始了，他们的祖国从地球上消失了。1945年，当硝烟散尽，老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加拿大，拒绝回到波兰，他知道，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回到苏联羽翼下的祖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或许是这种流亡者的经历，布热津斯基对于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并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东欧流亡者的后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总统。
布热津斯基一直坚信苏联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帝国主义。在他看来，以苏联名义统治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帝国。苏联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其实是在鼓励非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更大范围的苏联集团中，当曾经有过独立历史的国家被迫屈服时，这就更加明显了。
1968年，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耗尽，民族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应当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导。
当他从学者转型为政治人物后，充分发挥了这一点，在苏东地区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派实力是他大力推进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开创的对苏思维。尽管是民主党人，但他从来不忌讳提出对苏联的遏制策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这与基辛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均势理论，并且在日后的实践中加以贯彻。
布热津斯基说：“我们并不青睐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缓和的大背景之下，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我们希望将缓和视为一种能够促进苏联解体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安排。”
他一直认为，输出民主应该是美国国际战略当中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指出，维持地区稳定对于美国的重要——如果埃及实现民主，那么极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友好的组织。
对于街头民主运动，布热津斯基认为，亲民主运动的关键是团结。他的分析是：波兰民主运动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精诚团结。他们所有人都洋溢着民主理念。他们下决心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想要和平转变，而这种和平转变，又以其他形式，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重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教训，民主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仅仅依靠相对封闭的社会力量，民主就不可能机制化。它必须反应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很明显，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人们完全不在一个知识水平上，瓦文萨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直观的领袖，葛莱米克教授又是老于世故、精通民主。
这就是民主如何在和平中诞生，我会仔细看待整个事件，看看工人和农民是否也参加到抗议人群中，他们是否有能够引领他们建立民主的统一理念。
军队瞄准谁，总是很关键。如果军队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社会力量在抗议，就会开枪。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布热津斯基的中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
说到底，美国面临的政策方面的中心问题是：“称霸是为了什么？”要害问题是：美国是打算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塑造新的全球体系，还是打算运用强大的全球力量首先扩大自己的安全。
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反问：“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学家，在地图前分析指点江山成为他极大的乐趣。他说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地图，就能明白他们的外交政策。”
布热津斯基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
作为一名冷战时代成名的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并没有停留在核威胁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他就指出：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主要包括3点：第一是全球政治觉醒，全人类第一次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以来的统治权；第三，出现了全球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3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他认为，“9•11”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的、不可避免的转折点。当时美国犯下的错，今天仍在修补。因为美国行为的合法性与可信度被极大削弱了，这些反而将本•拉登的行为反衬得十分重要，同时凸显出美国人所陷入的全国性的突发性的歇斯底里，许多导致负面效应的政策被制定出来。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也表示赞同。
2002年8月，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如果我们必须战斗》，他提出：战争是一幢过于严肃的生意，其动态结果极度不可预测。尤其是为了耍个人脾气、处于蛊惑人心认为制造恐惧的需要，或者基于模糊的事实论断，就要进入一个高度动荡的地区发动战争，就越发不可预测。
早在伊战开战前，他就已经提出了绝大数人忽视的问题——战后伊拉克会是什么样？如果真的开战，我们如何改造它？
他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在于巴以冲突，在他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就表现出对犹太社团的并不友好态度，被美国媒体视为是美国反犹势力的代表。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大师和美国归化者，美国人的世界观让布热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据《美国国家地理》统计显示，绝大部分进入大学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在哪里。伊拉克战争爆发5年后，也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去启发和领导全球，就必须拥有成熟和老练的思维与心态。
在他看来，美国人对于电视剧的敏感度要高于对世界大事的敏感度，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如果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一头雾水，我们怎么能够做出相应的内部改革呢？”
知行合一
从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白宫和国会山，都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在冷战时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很多场景就像美剧《24小时》里描述的那样紧张刺激。
布热津斯基曾经用7分钟和和一亿五千万人死亡来形容这份工作的压力：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一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二分钟内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三分钟，我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也在此时，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钟，总统会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从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如果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到了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什么决定都需要执行。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热津斯基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最后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练，却被误传为核打击。
到了第28分钟，华盛顿就会被夷为平地，6小时之后，一亿五千万美国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布热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为结束冷战而努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响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基地组织是由布热津斯基思想的产物。
在担任国家安全助理期间，他建议卡特总统秘密支持喀布尔反苏派，这项援助计划将会诱使苏联出兵。中央情报局开始在阿富汗培养训练游击战士，本•拉登也在其中。
当苏联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写信给卡特——苏联终于也陷入了他们的“越战”。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当被问起作为资助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始作俑者，是否会因恐怖主主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生命的损失而感到后悔时，他反问，“是什么在历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垮台？是穆斯林闹事还是解放中欧和结束冷战？”
和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公职生涯结束之后，依然保持了重要影响力。他们来访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要去接见他们，了解他们对世界格局的见解。当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他见面的不但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曹刚川、徐才厚这样的军方高层。
虽然不在政府系统内，但他战略大师的地位让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无法忽视。1994年，美国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克林顿为此所困，很烦恼，私下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中国实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适——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刚结束在中国的访问，正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度假。
此外，他还担任了很多美国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从阿塞拜疆通往土耳其的巴库——杰伊汉管道，是布热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项目之一，这条管道完全绕开了俄罗斯国土，为西方直接提供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1995年，克林顿总统让布热津斯基带一封亲笔信给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与俄罗斯高级代表团谈判，晚上则专门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最后，在他离开之前，阿塞拜疆承诺接受美国提议，拒绝了俄罗斯关于阿境内石油必须全部过境俄罗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这是布热津斯基个人最高满足和成就感的瞬间。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苏联的消亡还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历史上最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正在解体、或许是永久性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