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是我们良心的标尺

电影《最爱》的结尾，郭富城和章子怡拿着结婚证大声地念着，一遍又一遍：“赵得意，商琴琴，自愿结婚--自愿结婚！”电影里的小村庄，因为1990年代的卖血泛滥，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这对感染者在被自己的家人抛弃后，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一纸结婚证书。本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本属于他们的平等权利，姗姗来迟。

尽管经过广泛宣传，艾滋病感染的三种途径--血液、性传播、母婴感染--已为许多人熟知，但科学证据依然无法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误解。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坚硬现实。

今天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是人类发现艾滋病的30周年——与这个时间几乎相等的，是一个美国艾滋病感染者约瑟夫·迈纳·希尔的抗艾史。是的，直到今天，感染艾滋病毒30年的约瑟夫还活着。

一位熟识约瑟夫的上海大夫这样解释他的“奇迹”四要素：生命，他得到了合理的治疗；生存，他有一份能够谋生的工作（目前为残疾人开车）；以及亲情和爱情，身边人给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支持。

在一档电视辩论节目里，中国首个公布感染者身份的小马现身说法：“公布身份后，我得到的是歧视。”他接连丢了5份工作。一位食品业的行政主管当场表示：我们绝不会招聘你。尽管我国相关法律保障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权利，尽管在场的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一再强调，艾滋病绝不是食源性传染病，所有消毒剂都能高效杀死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在普通环境下只能生存几分钟……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我国的艾滋病歧视诉讼案中，维权者无一胜诉。

无知产生恐惧，恐惧造成歧视，歧视又引发更大危害。

人有恐惧的本能，但知识能战胜无知，善良能压倒恐惧。多年前，濮存昕在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大使时，也曾有顾虑，咨询专业人士之后，就放心地与感染者握手、拥抱。科学证据已经很明确，除了那三种途径的接触，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良心的标尺。

正如邵一鸣所说：“如果没有感染者自己站出来，去接受检测，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是感染者。对他们的歧视，绝不会提高我们的安全感，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风险。”截至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而已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为34.6万，也就是说，还有约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

本次“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Getting to Zero”——“朝零努力”：零新增感染、零歧视、零死亡。这是梦想吗？

与艾滋病的抗争，是全人类的战争，是在科技、公共防治和反歧视三个领域的多线作战。目前，在前两个领域我们已经收获颇丰。1990年代中期之前，感染艾滋病毒后潜伏期约8-10年，进入发病期后预期寿命约1至1年半；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HARRT）出现后，目前预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存期比平均寿命少5-10年，平均约少8年，已逼近70岁。如今，全球近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能得到治疗，而在数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0％。2003年，我国已开始对艾滋病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

但全社会战胜艾滋病，真的实现“向零进军”还需要爱与关怀，就像我们对乙肝做的那样。电影《最爱》里，王宝强饰演的“大嘴”，整天拿破喇叭喊：“有热病能治新药啦！”这“新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正视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开始，从不传播艾滋病谣言开始，从平等对待他们开始。因为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我们良心的标尺。

我们无法忘记这样一幕。那个勇敢地公开出镜的上海感染者，在离开《在一起》（系《最爱》套拍的纪录片）剧组的最后一刻，他向众人深深鞠了一躬说：“感谢大家没有歧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