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默多克事件与中国媒体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是在西方的语境下，第二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就窃听事件本身来看，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即使对默多克和新闻集团本身来说，也是无伤大雅，更不会动摇整个西方新闻秩序。窃听事件刚爆出的时候，西方媒体讨论很厉害，政府的态度似乎也很坚决。但不久后伦敦发生骚乱时，全英国乃至西方的媒体，都坚决支持政府平定骚乱的行动。

从媒体的这种选择可以看出，不论是《世界新闻报》这样的八卦小报，还是《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政经大报，都是被资本控制的，并最终落到精英集团的掌控中。现在有一家八卦小报出了事，但既有的媒体秩序不会动摇，而媒体秩序背后的社会格局和政治制度也自然是稳如泰山。媒体秩序，归根结蒂只是政治秩序的孳生物。

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是由精英阶层建立起来的，这种精英掌握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代西方社会。事实上，20%甚至更少的精英阶层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不须其余的80%的阶层真正参与。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精英，在利益认同上有高度共识，在维持既有制度和秩序上高度团结。而主流的媒体，也主要是反映这个阶层的利益和主张。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社会运动日趋活跃，如何应对底层的声音就成了一大问题。这一时期，就出现了廉价报纸，专报八卦、色情以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新闻，为底层社会提供消遣。西方媒体由此分化为高端媒体和低端媒体。而这二者都掌握在本集团手中。

低端八卦媒体的出现无疑启发了奥威尔，他在《1984》中构思出的大洋国，其政府中就有专门机构，负责生产供无产阶级消遣的廉价色情文学。

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端和低端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功用以满足不同的受众。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这两种媒体上都很成功，既有《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也有《世界新闻报》、《太阳报》，还有许多的电视台。这次窃听事件，只是低端的《世界新闻报》打破了底线，因此被穷追猛打，但只要西方既有的格局和秩序保持稳定，这一事件就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

但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下，默多克窃听事件蕴涵的意义要更为深远。三十年来，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许多改革，中国媒体制度的改革幅度相对较小，而是更多地保留着前三十年的制度。媒体改革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状态形成了中国媒体的特点：在政府体制和市场之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角色。面对政府的体制，一些在改革中获益良多的所谓市场化媒体以民意的代言人自居，而面对老百姓，媒体又以精英立场自居。结果中国的一部分媒体人士构成了一个团结、封闭，并且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团体，同时摆脱体制和民众的制约，特殊利益群体的私人性越来越强。

中国媒体的私人性主要表现为“报道的选择性偏见”。一些媒体人常常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手中的公共平台当作自己的私家阳台。8月上旬以来，央视对百度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连续的追踪报道和批评，但并没有给百度提供电视上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同样，百度也以央视之道还治央视之身，屏蔽所有央视批评百度的信息，并将质疑央视支持百度的声音排在8月17日百度新闻搜索的前五名。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腾讯。当腾讯大战360时，腾讯首页一边倒地批评360，几乎看不到网民批评腾讯的完整文章。众多网友对腾讯的批评只能在跟帖中才能看见。

默多克窃听事件照亮了西方的媒体制度的灰暗一面，而中国媒体的问题也并不比西方的少。媒体如何保证自己的公共性，如何在他律和自律中平衡，如何给社会提供全面的、平衡的信息报道和交流平台，是中西方的媒体人都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