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中印减贫比较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上都被称作“奇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走出普遍贫穷状态，中印两国在当初开始实施经济改革时也都有此初衷。经历了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印两国在减贫方面成效如何，也就成了检验其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印减贫现状

印度尼赫鲁大学的贾雅蒂•戈什（JayatiGhosh）教授在2010年为联合国撰写的《中印减贫：近期趋势的政策意义》报告中，详细比较了中印两国在减贫绩效方面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照收入指标统计，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率大约为32%，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以下。相比之下，印度的减贫步伐则慢一些，1977-1978年度，印度农村的贫困率为53.1%，城市为45.2%；到2004-2005年度，印度农村的贫困率下降为28.3%，城市下降为25.7%。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个报告估计，印度约有4.56亿人口日均收入不到1.25美元。

不过收入指标的可比性并不很强，可比性更强是“人类贫困”指标。“人类贫困”概念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7年提出的，用来反映营养水平、健康状况、经济与社会处境等方面的可比因素。

“食物贫困”是衡量营养水平的可比指标，也是衡量人类贫困状况的首要指标。中印两国的“食物贫困线”都是城市每人每天摄入2100卡路里，农村每人每天摄入2400卡路里。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0年的报告称，中国全部人口中卡路里摄入量不足的比率在1979到1981年间约为30%，1990-1992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7%，1996-1998年进一步下降到11%。

印度“食物贫困”的状况却有不降反升的趋势。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局（NSSO）的数据称，1999-2000年度，印度农村人口中每日摄入热量不足2400卡的比例为74.5%，并且58.5%的人摄入量甚至不到2200卡。而到了2004-2005年度，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87%和69.5%。与此同时，印度城市中2004-2005年度25%的人口每日摄入热量不足2100卡。

在健康状况方面，中印的对比则更显示出发展状况的区别。2000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达到城市75.2岁，农村69.6岁。影响健康状况的主要问题为吸烟和高血压——这已然不是贫困所导致的问题了。而印度的人均期望寿命2001年为60.8岁。不容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存在普遍的健康状况不佳问题：2005-2006年度，印度1-2岁儿童中79.2%贫血，15-59岁的已婚妇女中也有56.2%的人贫血。

“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

在中印不同的减贫效果背后，是两国发展路径的差异，即是“世界工厂”中国与“世界办公室”印度的差异。

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与中国减贫的进程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工农业“剪刀差”带来的城乡差距，而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别则相当小。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1，而城市的基尼系数仅为0.16。1980年代之后，地区差别逐渐取代城乡差距，成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国企改革造成的下岗分流，而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变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移居城市，这使得他们的绝对收入提高，结构性地脱离了贫困。中国的总体减贫就是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动态实现，因此增加就业成为政府的最大政策压力来源。

在国民收入提高主要依靠制造业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耕地分配总体上说一直比较平均，这就保证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不会存在大规模的“食物贫困”群体，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

与“世界工厂”中国不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尤其是IT服务业，因此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2006-2008年，印度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占17.8%，第二产业占26.4%，第三产业占55.8%。实际上，第二产业比重自1991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这样的经济的问题在于：IT这样的技术和资本密集的行业很难吸纳农村人口，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与农业人口转移过程脱节，无助于消除贫困。

印度的收入差距主要产生于城乡之间，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拉大。而城市内部及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巨大。印度大部分国民财富被城市最高阶层的约600-1000万人拥有。在印度农村，2%的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20%，75%的农民仅拥有全部耕地的25%，这成为高达87%的农村人口陷入“食物贫困”的主要根源。戈什教授还特别指出，在经济增长依赖服务业的情况下，耕地分配的不平等会造成粮价不断高涨：IT服务业这样的产业链高度国际化的行业使国际资金几乎自由进出，粮价易受国际市场影响；高速增长的人口无法被高增长部门吸纳，只会成为粮食净消费者，因此粮价必然持续高涨。这样成为印度联系多年高通胀的原因之一。

此外，种姓与宗教因素也制约着印度的减贫努力。由于宗教因素，印度性别间收入不平等相当严重，2011年度《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性别平等状况显著好于印度。农村地区宗教学校的广泛存在也制约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印度小学的入学率虽然达到95%，但毕业率仅为72%；高中入学率仅为10%。这导致工业发展潜力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减贫。

发展机会至关重要

戈什教授认为，中印减贫的经验说明，GDP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的减少。印度经济“奇迹”的另一面是贫困现象依然严重，经济结构、粮价与性别歧视等因素造成经济发展成果并未惠及印度大多数人口。

减贫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相对公平的发展路径，提高农业生产率并保持粮价稳定，增加城乡非农部门就业，以及政府要直接提供教育资源和职业技能培训。

戈什教授还高度强调了较为平均的耕地分配对稳定粮价的意义。中国较为平均的耕地分配使农业人口在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中不至于大规模地与土地脱离关系，从而降低了在市场上购买粮食的需求，使粮价能够保持稳定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持续飞涨，以至于抵消了减贫努力。

最为重要的是，最活跃的增长部门应该使最大多数劳动者能够参与进来，从而得到发展机会，结构性地脱贫。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共同参与，远比在分配环节进行博弈对促进收入增长更为有效——不论博弈形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