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封建主义政治遗产的中国社会

现在的枝，根在过去，而花开在未来。人们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时常常会发问，为什么中国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现代化会如此困难？为什么并不具有强烈侵略倾向的中国社会在内部会有一种强烈的无组织的暴力冲动？人们不约而同地回到历史中去寻找原因。是因为长期的封建专制？是因为农民文化？还是因为是大一统观念？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历史中挖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我认为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没有真正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尤其是前苏联传播到中国的一些基本概念。

马克思在学术上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论断都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基础和根据。同时，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又深受黑格尔哲学热衷体系构造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这构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也没有被世界主流历史学家所接受，因为它并不能用来准确地解释西欧以外的世界历史发展。这个问题，在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就曾发生很多争论。即使是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家在解释中国历史时，也发现非常困难。这些争论有：中国有无奴隶制社会？如果有，中国奴隶制结束于什么时候？当时有春秋战国说，秦汉说，魏晋南北朝说。中国到底有无封建社会？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如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讨论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一门哲学，而不是历史学。五种社会形态说主要是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对历史的分期。这也是世界主流历史学家没有使用马克思的概念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来理解和划分历史而造成的最大混乱和误解，莫过于封建主义这个概念。

按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封建主义是一种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各种上层建筑。按照中国目前普遍的说法，中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王朝末年，这两千多年一直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也有简单的机械；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生产在许多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财产关系普遍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地主和农民的对立是一个基本事实；国家形态主要是君主制。这个社会形态说的最大局限是忽略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具体地说，这个分期说把春秋战国时期和秦王朝以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混为一谈，使得人们无法理解封建主义的本质内容。并且长期以来误把秦王朝以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视为封建制度，由此掩盖了很多问题，也混淆了很多问题。

在西方主流史学界，封建主义（feudalism）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概念，它起源于作为蛮族的日尔曼人社会，而并不是从奴隶制的罗马帝国社会发展而来。公元五世纪，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日尔曼人大举入侵处于腐朽没落中的罗马帝国。公元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西方的古典文明几乎都被日尔曼人摧毁，只有基督教文明保留下来。西方学术界把公元5世纪到10世纪称之为“黑暗时期"，或准封建”(quasi-feudalism时期。在这个封建化时期，日尔曼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是其中的核心。一个占领区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一般通过依靠他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扈从，并把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的部分土地赐给他们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扈从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再进一步分成小块授予他们下一级的扈从成员。从而形成“扈从的扈从"。这种土地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在西欧进入鼎盛期。查理曼帝国崩溃后，西欧的王权进一步衰落。公元9世纪，封建贵族的领地开始世袭化，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经济政治管理权力的分散化和王权的进一步弱化。贵族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这样。整个西欧的封建社会就由一个“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样一个梯田式的结构组成。

一般来讲，封建社会是无序的，混乱的，缺乏生机的。社会经济在这么一个世袭的金字塔里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主义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建立在世袭领地上的领主制是封建制的核心。这个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封建制度特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文化。

首先是形成了不信任和轻视王权的贵族文化。对于各级领主来说，国王只不过是更高一级的领主，和各级领主只有等级之分，而没有本质不同。这种思想和后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所主张的“君权神授"有着根本不同。在领主自己的领地内，中央政府的王权被排斥在外，领主们有自己统治的法庭和规章制度。当中央政府的王权和各级领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贵族常常以上帝的名义集体向国王挑战。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英国封建贵族挑战约翰王的产物。这个封建主义的文件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主的思想来源之一。

另一个是强调权利和义务双重性的封建自治文化。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领主和附庸双方都有约束的契约关系。领主必须要给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各种义务，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没收。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这样，在一个领地内部，领主和附庸之间依照契约形成了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结构，这个结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并由此形成一种王权之外的封建自治文化。后来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文化，政治理论上的社会契约说，自治精神都直接吸取了这些政治遗产，甚至在杰弗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

封建主义文化的再一个特点是推崇骑士精神和个人荣誉。在封建制度下，作为依附于领主的农奴谈不上骑士精神和个人人格。但封建社会的文化不是由这些农奴构成，而是由封建贵族的各级领主构成。在封建贵族和王权相互依靠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立，尚武，讲究个人信用和荣誉的骑士精神。这种精神成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独特内容。在绝大多数的贵族骑士那里，人格独立和个人荣誉成了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种重荣誉的个人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起着一种推动作用，同时也起着一种精神和道义上的规范作用。

从理论上讲，封建制度的衰落必然导致王权的强大。失去封建诸侯制约的王权扩张是近代欧洲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到文艺复兴前，西欧各国开始由封建主义制度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过渡，西欧各国也才在这个时候真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盟芽已在西欧普遍出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恰恰给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提供了统一的巨大市场，而中央政府的强大则导致了重商主义兴起。这样，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以重商主义为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欧历史上几乎同步发生，使得西欧的历史发展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近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学术界有一个说法：没有封建主义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世界上只有西欧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只有西欧才能自发地从封建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本身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除非是靠西方世界的传播。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思考。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封建主义的制度，但由于许多原因，封建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华文化属于大河文明，这个文明一开始就和治水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对龙的图腾崇拜就是一个明证。由于治水不能以邻为壑，必须要有整体的考虑和集中的人力，这样，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必须的。中国第一个世袭的中央王权就是从治水的大禹开始。很显然，大禹在治水时已经集中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在手中，他的儿子启开始强化中央王权，建立夏王朝是水到渠成。但这种中央王权随着后来商朝的灭亡而崩溃。中国封建制的真正开始是是周武王伐纣后的分封诸侯，周公分封71国，其中53国都是姬姓氏族。全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诸侯，再下面是附庸。这种情形和西欧的封建制度有类似之处。从公元前1066年周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鼎盛期，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封建政治制度。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来看，当时的中国还处于非常原始和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是一种不可能充分发育的早产儿，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无法给当时的封建制度提供足够的养料。所以，在中国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封建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而且发展很不充分。从公元前771年周王朝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过渡。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把孔夫子说成是逆潮流而动的奴隶制的维护者。这个说法极不准确。严格说来，孔夫子是在为保留周王朝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最后的努力。在孔子的学说中根本看不到对奴隶制度的赞赏和维护，而只能看到他维护周礼的心血，而所谓周礼的核心，不是奴隶制，而是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等级文化。

跟西欧后来的发展一样，封建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最后进入中央集权。公元221年秦王朝扫平六国，建立了同文同轨的统一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后来虽有反复，但经过汉王朝平定七王之乱后，封建主义在中国真正寿终正寝了。

比较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发展和灭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有几个特点。

1，中国进入封建制度太早。从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上看，当时的社会尚处在青铜向铁器的过渡时期，这和西方在公元9至13世纪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相差很远。在西方，封建制度的衰落，中央专制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三个过程在时间上是几乎同步的。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发展过程。这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在秦王朝建立中央专制政权时，完全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比起西方差不多早了两千年，这种早熟的封建主义注定了不能充分发展，不能通过走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以进入以中央集权制度为最终目标的专制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周朝的封建主义制度是没有出路的，早产决定了它提早退出历史的舞台。

2，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和中央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在时间上，在内容上都和西方社会差别很大。西方的中央专制主义不仅出现很晚，而且经历的时间也很短。一般而言，西方各国的中央专制主义都是在14世纪到17世纪左右，大约是两三百年的历史。由于这个愿因，西方封建主义合理的政治遗产，如对王权的不信任，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契约精神，强调地方政治的自治化，崇尚骑士精神和荣誉等，都得以保留下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本来就发育不全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就被中央专制主义文化消灭殆尽。中国近代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封建主义的政治遗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显得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和日本两国在近代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而结果有着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日本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的关系另文再谈）

3，由于中央专制主义力量的强大，由于中央官僚机构的无孔不入，中国社会本身从原始部落传下来的自治精神，从封建等级制中留下来的诸侯自治文化都基本消失，这使得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中国人既缺少一种个体的独立精神，但又是一盘散沙，缺乏团队精神；既忍气吞声的怯懦，但又会变得暴虐残忍。这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消灭了社会的自治文化细胞，而缺乏自治的政治文化土壤，必然导致民众缺乏公共意识。同时，在强大的专制制度的压制下，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人们只能忍辱和怯懦。但对皇权的恐惧又导致人们对皇权的向往和追求，一旦有了反抗的机会，一种无组织的暴力冲动就会暴发出来，而这种暴力冲动又必然走向新的皇权。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央专制主义和黄巢，张献忠们在中国大地上交替演出的根本原因之一。

总之，缺乏充分发展的封建政治文化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形成近现代中国发展面貌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历史的遗憾是不能弥补的，因为历史不会重来。中国也更不可能再离开以强大的中央政府为主轴的基本轨迹。但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社会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要为历史上的早熟付出更大的代价，走更艰难的道路。

2006年0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