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
摘要：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从中国本土学术的消亡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移植，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我们复兴中国本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更为理智地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海纳百川的伟大气魄，我们善于从其他民族那里汲取先进文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以后印度佛学的引入。
明清两朝，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将西方文明成果带到中国，但他们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并不大。系统引入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学制的是近代中国留学生们。
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强大军事力量的直接威胁，我们开始以极大的主动性学习西方科技成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晚清洋务派重臣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开始向英美国等西方国家派出官费留学生，其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历史女神仿佛有意跟中国人开玩笑。学习西方不仅没有实现我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结果反而是“师夷之长技被夷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美国为了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将吸引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作为培植亲美势力、取得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集中体现美国这一国家战略就是美国着名教育家、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 James，1855~1925年）1906年初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交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
在詹姆士的备忘录中，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思想核心是“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进而言之，学术殖民比军事殖民更为有利，上面说：“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使其长盛不衰（曾经有一度看来快成功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群体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1]
詹姆士备忘录代表了当时美国朝野许多人的共同主张。正是在该备忘录精神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立刻行动起来，先是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后来建立了“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罗素语）清华大学，又在诸多西式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各种专业学会和各类学术刊物，通过消灭中国本土学术生存的制度基础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强国近乎完全实现了在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宏大战略构想——以至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学术等于现代中国学术。
对于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即史称的“退款兴学”，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既对中国有好处，也对美国有好处，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美国人的善举感激涕零。比如一位着名诗人就为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改革开放后仍为山西每年捐款20万美元感动得大哭了起来，并由此断言：“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2]
笔者不是反对引入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詹天佑到钱学森，支撑起中国近代科技的主要力量就是引入西学的留学生们。问题是，我们不能模糊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本质及这一战略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
从三千年前西周王官学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本土学术思想是我们的先贤对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失去了这一学术土壤，如何因革损益地产生真正的“中国学术”？今天，通过容易导致严重思想混乱的比附，我们得到的只是不中不西的“在中国的西方学术”！而中国本土学术呢？已经全都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材料，即使所谓的比较研究，也几乎都是按“西是中非”的既定学术标准进行。
2010年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老师找到笔者，他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太重要了。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他答：自己的单位与商务部有个培训外国专家（还有军人）的项目，作为老师，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教人家的，因为中国所有的科目都来自外国，根本不能用来教人家。好在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一般是为了方便学汉语，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实——这位学者也揭示了中国学界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在中国的中国学术不等于中国学术！
脱下西学的“皇帝新装”，今日之中国学术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美国用学术征服中国的战略——他们知道，这是最廉价，反抗最小，也是长期内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时，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中国学人必需清楚，二十世纪初美国朝野推动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让中国青年来美留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要以学术手段，使中国美国化，使中国变成美国无形的殖民地，进而 “赢得整个帝国”。
1905年，由于美国长期奉行种族主义的排华政策，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米国（即美国——笔者注）货、不定购米国货”的决定。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此举使美国在华商业受到巨大的打击，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
由是美国朝野认识到了精神上控制中国的重要性。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通晓中文和藏文的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退还庚子赔款的形式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同时用这些钱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去美留学之用。
柔克义是中国通，在同受过美国教育的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中，他意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早在1905年初，他就在写给一位参议员的信中呼吁允许接收中国学生就读西点军校，他的理由是：“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国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中许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将会获得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3]
后来，柔克义竭尽全力防止这笔巨款用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其他任何目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不择手段”一词来形容柔克义的努力。因为包括柔克义在内的美国政治文化精英懂得：“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4]
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力陈将退款用于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反对康乃尔大学教授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清政府货币改革的建议。货币改革显然是中国急需的，但柔克义的理由很简单——这一方案不切实际。
清政府也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书建议将退还的庚款先用于兴办路矿，再以其所获之余利用于兴学。当时中美之间正好发生粤汉路权之争，袁世凯的建议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1907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方将退还部分庚款之后，清政府对于退还的庚款用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清政府设立资本金为2000万美金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清政府可能也像今天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天真地认为这一计划既满足了美国的“善意”，又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不过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可不关心中国的实业发展计划，他软硬兼施，强迫清政府同意将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年7月14日发出照会，规定自开始退还赔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该项退款用完为止。
可这时清政府还是不甘心。7月14日照会发出后不久，它就决定派特使唐绍仪赴美游说，希望美国接受建立东三省银行的计划。柔克义得知内情后，很快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唐绍仪访美的真实意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他还对唐绍仪进行人格上的侮辱。1908年7月30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说，唐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财政和政治经济问题完全无知，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
是年年底唐绍仪访美，无果而终。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准许用庚子退款资助中国留学生，这使得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经过游美学务处考试选拔，清政府共谴派3批180名学生赴美；要知道，1872至1907年35年间，清政府才派遣了220名官费生赴美！
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共为650人。清朝结束后，这一数字不断攀升， 1949年，留美学生总数达到3797人。复旦大学陈潮先生写道：“民国以后留美活动持续发展，这同美国政府对华战略有密切关系。美国为了迅速影响中国各个领域，将吸引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当作培植亲美势力的重要手段。它在留学经费上比其他国家慷慨，除继续实行庚款留学的政策，其国内各大学纷纷向优秀的中国青年提供奖学金。根据1925年统计，当时在美留学的人来自97个国家，总数为7510人，其中中国学生竟占三分之一，多达2500人。这种中国学生在美独占鳌头的局面一直持续着……”[5]
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詹姆士备忘录主张的从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危害比日本侵华蓝图“田中奏折”还要大，因为领土上的侵略显而易见，而学术上的征服却是和风细雨般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