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微博时代，中国媒体改革往何处去

传统媒体日暮途穷？

7月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题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该文认为，中国的微博网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谣言传播机器，其间充斥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但这番对中国媒体的指责，并不能提高西方媒体的声誉。近日来，默多克执掌下的新闻集团，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巨头，正在“窃听门”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事实上，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遭遇了信誉急剧下降的危机。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其发布的2010年度美国媒体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还是网站，没有一种媒体能始终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该报告还具体指出，仅有25%的读者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所有报道，《纽约时报》获得的信任度更低，只有18%。这或许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的新闻行业已普遍遭遇瓶颈。作为现代社会的“第四权力”，媒体也必须尊重法律，加强自律并接受监管。

但相较而言，中国和西方的媒体，各自面临的问题却大不一样。西方媒体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强大的专业主义传统，少数财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媒体集团在业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垄断性的媒体集团过度扩张又缺乏制约，不免对公民的权利和隐私产生威胁。这次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东窗事发，即是一例。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是20世纪的媒体骄子，其借助于西方媒体资本化的潮流而崛起。媒体作为西方社会的“第四权力”，本应是独立而超然的监督力量。但由于资本对媒体的渗透和操控，媒体沦为资本的工具，“第四权力”自然就丧失了独立性。

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并不见得比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有更多的独立性。在市场规则下，资本化运营的媒体只要避免公然违反法律，就很少有其他约束。而在言论自由的口号下，相关法律的尺度往往很大。这次新闻集团的“窃听门”，就暴露了资本化运营的媒体，立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都很难保证。除非有根本性变革，西方的现有媒体以及相关制度，将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

与西方同行的困境不同，中国媒体的问题在于专业主义的缺失。中国是个转型中的大国，拥有大量的新闻、媒体受众，但有影响的新闻品牌一直难产。新兴的微博网站被某些西方媒体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而历史更久的正规媒体也往往难免假新闻之殃。业界多年呼吁新闻打假，却收效甚微。一些传统的大报逐渐衰落，新的市场化媒体纷纷兴起，却难以产生有影响力的品牌。新闻行业的集约化，催生有专业水准的媒体集团，将是今后行业发展的方向。

新兴网媒来势凶猛

中国媒体业当下的另一大问题，是网络媒体迅速崛起，但定位和规范还相对滞后。在形式上，今天门户网站的新闻发布方式，是从过去平面媒体的“新闻摘要”或“报刊文摘”发展而来，但在信息量和覆盖面上要大得多，且有强大的互动功能。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中，原始新闻主要由通讯社和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写发布，网络媒体收集、整理已发布的原始新闻，再集中发布。相比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具有速度快和信息量大的优势，可以集中发布多家媒体的新闻，同时保持即时更新。

尽管许多通讯社和平面媒体拥有自设的网站，但由于其定位是提供原始新闻，因此很少转载外部新闻。受此限制，这些网站能提供的信息量十分有限。而门户网站本身并不提供原始新闻，主要是收集和转载外部新闻，灵活的工作方式使网络媒体在信息量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事实上，由于在信息量、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上的巨大优势，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已经逐渐取代平面媒体，成为国内民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中国网络媒体尽管影响巨大，但短期内很难摆脱转载平台的角色，也无力承担新闻媒体的职责。网络正成为政府和民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新闻的真实来源却在这过程中逐渐模糊。网络媒体和新闻机构互相转载、引证，其角色交错纠缠，导致新闻来源淡化，这正是造就假新闻的温床。西方国家的网络媒体虽也发布新闻，却是依靠对平面媒体的严格转载来建立自己的信誉。西方民众也通过网络获取新闻，但接受新闻的信心却是来自提供原始新闻的平面媒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12月，41%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部分国内和国际新闻”，40%的读者通过报纸获取新闻。即使是以互联网为中介，美国人仍然认为平面媒体是新闻的提供者。

角色纠结蕴涵变革

而在中国，网络媒体自身定位极为模糊，而兼具多重角色，既为新闻发布者，又为提供者。也就是说，网络媒体虽然自身不拥有新闻记者，不直接提供原始新闻，但在这个转型阶段，却在事实上充当了新闻机构和新闻平台的双重角色。中国网络媒体扮演的多元角色，决定了它在事实上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在当今中国，有影响力的知识、经济甚至政治精英向网络聚集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现，相比于欧美各国，中国商界、媒体和学界精英在微博上要活跃很多。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网络媒体将在媒体和舆论中继续保持强势。由于具有汇集新闻的强大能力，网络媒体足以制造舆论焦点，影响政治和社会的话语走向。与此同时，网络等新媒体不断吸纳知识、经济，以及政治精英，为他们提供了直接面向受众的平台，渐渐积累起广场效应。近年来，网络媒体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舆论、话语走向乃至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

短短十余年间，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其影响已引起监管、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们既无法借鉴历史的智慧，也很难参照国外的经验，毕竟国外的网络媒体很少纠结于角色的多元。能否在这片新大陆上另辟蹊径，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聚集起稳固的共识，或许是关乎中国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