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学通讯”网志读后

“中国博物学通讯”网志是北大哲学系科技哲学博士研究生汪亮办的一个网志，收录和博物学理论与实践有关的文章。我于前几日从刘华杰老师的新浪微博上看到这个网志，趁其中收录的文章还不多，用两天时间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一开始，我本想边看文章边写批注式的读后感，把对每篇文章的批注式读后感编成一大篇笔记发在自己的网志上。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有的思考其实都可以汇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逻辑的体系。所以最后我就改变了原定的写作方式，决定写一篇结构完整的读后感。这样不光整理了我自己的思路，较之原定那种格式的写法，也更便利读者阅读了。

一　对刘华杰老师批评的回应

去年8月1日，《东方早报》发表了我对道金斯近著《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的书评（链接见此）。书评原题为“不只是上帝的迷思”，但责编可能觉得不够响亮，就根据文中总结该书主旨的一句话“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尤其是达尔文主义）都可以提供”，另起了“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都可以提供”的标题。

尽管责编后来和我说，这篇书评的反响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写得还是不太好。有两点我尤觉后悔：一是在文中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了完全否定的批判，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专指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二战以前在西方思想界流行、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思想根源的那种种族主义式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思辨种族主义“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后来看了彼得·狄肯斯（Peter Dickens）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Social Darwinism: Linking Evolutionary Thought to Social Theory），才意识到在学术界的共识是，只要是把进化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我现在主张的理论，仍然要归入社会达尔文主义范畴（我对该书的读后感见此）。这样一来，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完全否定，其实是作法自毙。

二是在文章中顺手写了一句：“……道金斯……的这本书也肯定会引发一些人文学者（如国内的‘科学文化人’）对其‘科学主义’的新一轮指控”。尽管我这篇文章主要是冲着自由主义者来的，在文中对自由主义做了不客气的直接批评，但自由主义阵营方面似乎并没有回应，反倒是刘华杰老师（他是“科学文化人”中的一员）可能对这句话不满，于是在他的论文《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刊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链接见此）中对我的书评讽刺了几句：

另外，围绕着道金斯的一部新著《上帝的迷思》，有人讲出颇极端的话：“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都可以提供。”我不知道这是在赞美科学呢还是在挖苦科学。当然，这番话是想表明，科学很有本事，有了科学就可以不求人。对此我是怀疑的，证明如下：按科学主义的逻辑，科学家是一些足够精明、聪明的家伙，可是众所周知，科学家中许多人有宗教信仰。如果说宗教的正面价值科学都能提供，那么就有两种可能：A：如果这些科学家接受宗教是出于宗教正面价值考虑，那么这些科学家是不经济的，他们信宗教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是在浪费时间，因而他们是不聪明的。B：如果这些科学家接受宗教是出于宗教负面价值的考虑，那么伦理意义上他们至少在主观动机上是有问题的，即图谋不轨。而这两种结论都是科学主义者不愿意承认的。

因为对“科学文化人”的鲁莽点名，导致刘老师在论文中的不点名批评，在后悔之余，我觉得还有点委屈。所以既然受到了批评，我也不能不回应一下。

第一，我的文章的主旨在于指出道金斯所秉持的当代达尔文主义（也叫“新达尔文主义”，为了准确，曾有人建议叫“达尔文－道金斯主义”）是沟通科学与人文、建立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第三种文化”的一条有益进路，相较于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新进路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体现出了科学阵营中的坚定立场人士愿意和人文阵营沟通的诚意（退一步讲，就算道金斯本人缺乏这样的诚意，至少我本人是有这种诚意的）。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新进路仍然斥之为“科学主义”，视为不可接受的极端思想，因而也不愿意去深入了解，那我觉得就是故意对这种诚意视而不见。这时候，阻碍科学和人文沟通的责任，就不完全在科学阵营一边了。

第二，《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文所谓“有了科学就可以不求人”，是对我的观点的误解（当然，我在文章中的确也没有讲明白）。我并没有说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完全照科学的方法去理解世界，我只是说，如果有人希望完全照科学的方法去理解世界，而完全不依赖宗教的帮助，那么在现阶段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时候，如果我们把这种纯科学的理解宣传出来，就可以让一些早已对宗教不满、又苦于没有替代理论的人找到适合他们心灵的理论。说得再简明点：我从来不主张一种对全民的强制性“科学主义”，事实上，这种对全民的强制恰恰是违反科学精神的（下文会有详述）；我只是主张应当弘扬当代达尔文主义，让更多人知道还有这么一套理论的存在，而其中说不定就有人会从这套理论中获得幸福感。事实上，道金斯写这本书的本意也正是希望更多愿意接受科学精神的人能通过他的书了解科学精神，这从书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三，既然“有了科学就可以不求人”不适用于所有人，那么用科学家信教问题对此的驳斥就落空了。事实上，科学研究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而不是兴趣；具体的科学研究本身并不必然需要无神论来指导。这样一来，一个人的职业是不是科学家，和他信不信教就没有什么必然关联。很多信教的科学家无非是把科学研究当成一种饭碗，按照他们所接受的培训来进行工作而已。虽然在我看来，这样的科学家档次的确还不够高，但我并不觉得强制他们提高档次的行为是正当的。总之，如果不勒令全民、甚至不勒令全体科学共同体必须遵从的话，道金斯的观点在刘华杰老师等人心目的“科学主义”色彩，是不是就会淡很多呢？

二　“弱科学主义者”和“科学文化人”的共识

刘华杰老师的批评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像我现在这样搞“第三种文化”，搞我自己称之为“实证保守主义”的理论，似乎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要论近年来在网上论战的力度，我对那些主张全民信仰科学的“强科学主义者”的批驳、揭露、讽刺是最厉害的。［就在我修改这篇文章修改到这里的时候，我还刚在新浪微博上对认为全民的价值观都应该“收敛”到科学上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孙文俊（网名太蔟）作了毫不客气的嘲讽：“正因为让全民信仰科学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才成就了孙教授日复一日在网上的装逼。”］不仅如此，毫不隐瞒地说，我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从人格上鄙夷的。如果有人要问我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仇恨，理由很简单，无非两点，第一点就是我真的很看重科学，很看重科学精神，所以坚决不能允许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贩卖看不出有什么科学性可言的理论（第二点下文再讲）。

另一方面，只要我还坚持还原主义立场，还坚持把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物化”的思考方式，那么我就要仍然被“科学文化人”归为“科学主义者”的行列（充其量是善意地加一个“弱”字，叫“弱科学主义者”，于是我就又“科学主义”又“弱”了），从而遭到同样的质疑。这大概也是必然的事情——当已经存在的两派力量斗争过于尖锐、势不两立的时候，任何中间派的存在都是尴尬的。在缺乏了解的时候，两边哪一派都可以从你身上找出一些和他们的敌人共有的特征，并宣布这才是最本质的特征，从而把你划入异己的队伍。

然而我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我这样的实证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是和“科学文化人”的理论有共识的。正因为我自己确定有共识存在，我才从不放弃和他们讨论、协商的可能。共识是协商的基础，有了共识，协商未必能成功；但没有共识，协商必然不能成功。

按我对“中国博物学通讯”网志上的文章的观感，我觉得在我这样的实证保守主义者和“科学文化人”之间，至少有两个半共识。

一个共识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要追求幸福感，而现代人是不幸福的。

我是功利主义者，而熟悉伦理学史的朋友都知道，不管是什么流派的功利主义者，都认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是幸福。我也承认，现代人是不幸福的，而且这种不幸福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关，也就因此和现代科学有关。显然，在这一点我和“强科学主义者”有本质区别，后者可是认为“越科学越幸福”的。

与此同时，“科学文化人”也反复强调，他们对近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强烈不满在于，这种科学导致了人和自然的疏离，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的不幸福。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像这样的论述（不管是诗意的还是非诗意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摘录如下：

“人在充分享受到自然的奉献时，自然则被消耗殆尽。在飘飘然的‘轻性’凯旋中‘失重’，结果便是丧失了家园，无家可归。”（吴国盛《大地的退隐》，载《方法》1997年第2期，链接见此。）

“科技一方面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充实（甚至过于充实），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生活变得十分狭窄，没有什么余地可选择），……当今的消费社会，……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单调化甚至死亡，造成了个人生活内容的贫乏化。”（吴国盛《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与科技风险》，载《绿叶》2009年第8期，链接见此。）

“是不是在科学之外，就没有通达人生幸福的途径了，不信科学的人是否就是不幸的人？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吴国盛、王卉《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载《科学时报》2000年7月24日、31日，链接见此。）

“今年夏天在青海湖西侧的橡皮山见到一位藏族女娃在草地上玩耍，她不读书，但很快乐。我的女儿小时候也不读书，也很快乐。但现在女儿整天要写一些完全无趣、摧残生命的作业，快乐不起来。”（刘华杰《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

“‘生活方式’既抽象又具体，不如在阐明若干原则时，着重展示具体的道路，‘引诱’一部分人努力去过道德的、绿色的幸福生活。”（刘华杰《自由意志、生活方式与博物学生存》，载《绿叶》2010年第11期，链接见此。）

另一个共识是，为了帮助现代人实现追求幸福这个人生终极目的，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

这听上去像是废话，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点。有的人只善于揭露问题，憧憬理想，却从不考虑揭露的问题如何改善，憧憬的理想如何实现。换句话说，他们只有目标，没有可行性方案。而科学方法论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中山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林定夷在他的《科学哲学》一书中更是提出要研究“问题学”：他认为，把问题当成科学理论的核心，把发现问题当成科学的动力，把解决问题当成科学的进步，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同样，“科学文化人”在提出了让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更加幸福的目标之后，也在着手设计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案。重振博物学，特别是把新世界观结合在其中的“新博物学”就是他们一致赞同的行动方案。这样的论述在他们的文章中更加多见，择要摘录如下：

“（博物学）导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艺术。因而它是一种实践的学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必须亲自尝试。”（刘华杰《新博物学》，载《文汇报》2003年8月13日，链接见此。）

“追思博物科学，就是想弘扬多样性、本土性，抗拒单一化、全球化，追求直接的生命体验和世界体验，弥合人与自然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东方与西方的分裂。”（吴国盛《追思博物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5日，链接见此。）

“……因为工业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博物学无论是作为一个解毒剂也好，安慰剂也好，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吴国盛《博物学教育：回归自然、重塑人性》，载《绿叶》2010年第7期，链接见此。）

“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通常也是感性第一、理性第二。当今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流行，也是首先诉诸感性的。近代博物学，恰好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提供了或者说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改变了人们对待他物的一般看法。”（刘华杰《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

“新人文形式的博物学，表面看起来不过是‘风花雪月’，似乎很肤浅。但它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类博物学，对于精神上超越现代性最有帮助。它适用于多数人，有普遍的教化功能。”（刘华杰《大自然的数学化、科学危机与博物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3期，链接见此。）

“当我们有闲心有兴趣观察泥土、花朵、贝壳、昆虫，既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知识（特别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情感体验，还能生发出某种世界观、人生观，比如发现世界颇美好，人应当更好地活着，‘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田松语）等等。”（刘华杰《自由意志、生活方式与博物学生存》）

能够考虑到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实现目标，这种“实用主义”思路看似简单，却不是人人能够具备的。

还有半个共识是，西方人在某种现代化的驱动之下，始终想要控制全世界，由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主权干涉，中国应该抵制西方人的这种做法。

之所以说是半个共识，是因为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观点，并不必然能从前两个共识推导出来，因此和前两个共识是相互独立的。在逻辑上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即无论是“弱科学主义者”还是“科学文化人”，都认为比起抵制西方、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来，让中国全盘西化、接受西方人的控制是让中国人（以至全世界的人）过得更幸福的最佳办法。好在我本人从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中国需要独立自主，而吴国盛老师在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国，对西方列强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不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速度世界第三’的论调，也可以解释西方列强为何总要以人权为借口，插手台湾问题、港澳问题、西藏问题，制造中国的分裂。他们从中捣鬼，因为他们害怕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原载《方法》1996年第10月，链接见此。）

有了这两个半共识作为基础，就可以开展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