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出版经过：陆小曼没等到书面世

《徐志摩全集》出版经过

周惠斌

可是当陆小曼跟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寄去稿子，《志摩全集》正要校对的时候，“八一三”战争爆发，一切都处于纷乱状态，根本谈不上出书的事了。一年年过去，陆小曼渐渐与“商务”失去了联系。由于《志摩全集》的出版变得渺无音讯，陆小曼受到沉重打击，她后来写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家里，前途一片渺茫，志摩的全集初度投入了厄运，我的心情也从此浸入了忧愁中。除了与病魔为伴，就是整天在烟云中过着暗灰色的生活。”

抗战结束后，陆小曼来到回迁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打听书稿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才知道他们当时匆忙撤退，先是到了香港，再转到重庆。在抗战时期，因忙着出版抗战刊物，根本没有想到再出徐志摩的书。现在虽然迁回，但几经辗转，连馆内的人也不知道书稿究竟在哪里了。

1946年的一天，已在主持晨光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去看望陆小曼。陆小曼一见到赵家璧，就流下了眼泪，她非常失望地告诉赵家璧：“志摩的稿子，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庆，要查起来才能知道这一包稿子是否还存在。”并近乎忏悔地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于要钱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中，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赵家璧只能劝慰陆小曼，又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以便他将这些内容与《爱眉小札》等重新合编一册。陆小曼说：“明年正好是志摩诞生50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里，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里，我也没有办法去要。”后来，陆小曼找出了徐志摩写于1918年的《西湖记》，写于1926年至1927年的《眉轩琐语》，连同徐志摩亲笔题名的《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再加上原来已出的《爱眉小札》和《小曼日记》等共5个部分，总题为《志摩日记》，于1947年3月由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列入《晨光文学丛书》中出版。陆小曼在序文中说：“一年年的过去，到今年整整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并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的拿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但是，《志摩全集》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没有出版，而且《志摩全集》的书稿在得与失之间还曾一度扑朔迷离。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志摩全集》一大包书稿几经迁移转折后并未遗失。由于香港商务印书馆编审部的工作人员既有眼光也很负责，不仅将《志摩全集》保全了下来，还对它进行了及时的整理、编校，最后还留下了清样，打成纸型。只是世事多舛，1948年后因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根本就没有出版《志摩全集》的可能性。

不久，陆小曼找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徐志摩的老朋友朱经农，让他帮助查找《志摩全集》书稿的下落。朱经农很快回信说，全集文稿安然无恙，但还在香港，他一定设法在短时间内找回来。陆小曼得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打电话约赵家璧前去商量：“怎样才能让《志摩全集》快快出版。”但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了，不过此后却又没有了任何音信。

1954年，我国出版业和其他各行业一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商务印书馆也不例外。这年春天，陆小曼突然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一封信，说《志摩全集》的书稿找到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自然也没有出版的可能，因此按国家政策规定，把该书全部清样和纸型退还给陆小曼保存，而对曾经预付的版税则不再追还。陆小曼看到书稿的末尾有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所写的后记，签署的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也就是1948年7月，这应当是陆小曼请朱经农查找后，由编审重新整理发排的。陆小曼看到书稿清样，欣喜若狂。回想在抗战胜利后的4年内，她四处奔波，费了无数精力，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全部的稿子同版型，一时百感交集。只要稿子还在，就一定会有出版的机会。然而，陆小曼最终没能等到《全集》出版，于1965年4月3日在上海病逝，弥留之际她还念念不忘《志摩全集》出版的事……临终前，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全部清样和纸型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保藏，后来《志摩全集》的纸样，则由陈从周交给徐志摩的堂弟媳、徐崇庆遗孀冯婉珍保管。

十年浩劫，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遗存都被当成了革命的对象。幸赖一开始保存《志摩全集》清样和纸型的陈从周的深谋远虑和精心安排，才于1966年春，把商务印书馆的清样送交北京图书馆保存，一大箱纸型托徐家后人保管，才使这宝贵的清样和纸型得以幸免于难。

关于《志摩全集》的纸型，后来还有一个故事。陈从周在《含泪中的微笑——记陆小曼山水画卷》中说：“可惜的是那《全集》的纸版，我归还了徐家，已在抄家中丢失了其中一册。”据徐志摩的堂侄徐炎回忆，当年，陈从周把纸型交给他母亲冯氏保存时共10包，并在移交时讲明，这是陆小曼编的《志摩全集》的纸型，没有出版成书，只是北京图书馆存有清样，陆小曼已领取全部稿酬，暂请徐家保管，等与俞平伯联系好后，再交给何其芳与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保存。后来，陈从周未把联系结果告知徐家，徐家犹豫不决又无俞平伯地址，不敢贸然邮寄，就此将事搁了下来。1968年，《志摩全集》纸型被红卫兵抄走。1981年，发还抄家物资时，找回来一看还是10包，但仔细翻阅，其中一包是政治学习材料。据说，陆小曼在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后，曾参加过政治学习，因此有此资料。后来听说当时红卫兵抄去《志摩全集》后，打开一看，看到这一包政治学习资料，他们就不敢乱动，原样封起来，并在上面书写：“内系各种读书计划复印用纸，不可重压，要珍重！”这样，另外9包真正的纸型才得以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综合编辑部决定把旧编《志摩全集》合编成5卷，计诗集1卷、散文集2卷、小说集1卷、戏剧和书信1卷，改名为《徐志摩全集》，在香港正式出版，使用由陆小曼与赵家璧编辑的原有清样和纸型。此时，离《志摩全集》编辑完稿整整过了50年。虽然严格地说这还不能叫全集，因为遗落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年届古稀的赵家璧收到香港分馆请他为《徐志摩全集》写序的信函，兴奋不已地说：“总算出版了，总算出版了，小曼活着就好了，活着就好了！”他在长约一万字的序言中写道：“能按《志摩全集》的本来面目与世人相见，连我本人也从未存此奢望。五十年后居然如愿以偿，真是要感谢商务的。”

1988年，上海书店的林国华、刘华庭拿着一摞《徐志摩全集补遗》请已经是80高龄的赵家璧帮助审校，赵家璧又推荐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徐承烈协助审校。1992年，当年未收入《志摩全集》的诗歌、散文、小说、书信、日记等，被编辑成80万字的4大卷的文稿，后以《徐志摩全集补编》的书名在香港出版。这样，1983年版的《徐志摩全集》与1992年版的《徐志摩全集补遗》两者结合，总算可以称为比较完整的《徐志摩全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