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一个小报记者的破碎人生

写记者的小说不多，至少我看到的很少，可能是不太好写。以前，记者被尊为“无冕之王”，自然是不同凡响；后来成为喉舌，依附于别人的身体之内才能存活，写起来怕也要颇费一番周折。到了杨小文这一代，记者不再是无冕之王，也不完全是喉舌的身份了，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跑街的。这称呼似乎正是针对杨小文这样的社会新闻记者而言。她刚分到一家报社的社会新闻部便听说，“那些专跑社会新闻的，一天到晚火急火燎，哪儿火灾水灾死个人啥的便往哪儿跑。此类千篇一律流于平庸的新闻，如同杂草，长在幽暗处”。

杨小文是马小予在小说《女记者》中设置的主人公。在这里，她已经不是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或戈扬，当年新闻记者中的这“四大名旦”，早已随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消失而离开我们远去。她只是个小报记者，而且是个女记者。其实，这样强调她的性别意思不大。就记者而言，无论男女，所做的事，所遇到的麻烦，几乎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女性比男性多了份辛苦，多了些担忧。

杨小文的记者生涯就从一次无聊的采访开始了。而无聊正是这个时代的本质。作者马小予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并把它写进小说中。作为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记者，她每天所面对的其实就是现代城市中平民的日常生活。记录这种生活，不仅是她的职责，也是她的命运。事实上，她的工作和生活构成了这个城市庸碌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这里是丰富的、刺激的、色彩斑斓的、喧嚣纷乱的，甚至是随心所欲或自由的，却也时常使人感觉到一种苦闷、枯寂、惶惑，或焦虑，身体仿佛飘在虚空之中，找不到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你只能感受现在，却无法把握明天，更别提什么未来了。作者的体验和她所描述的应该正是当下许多记者的真实感受。

记者是敏感的，这或许是职业使然，但未必没有杨小文自身的原因。她常常纠结于生活的庸常和新闻的意义与价值之间。就社会对记者的想象而言，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闻必录”，他们还应该是这个社会道德良知的体现者，是精神信仰、普世价值的承担者，即使不能“铁肩担道义”，也不能丧失社会公器、天下公器的新闻理想。但在现实中记者却不得不向市民趣味妥协，向庸俗的八卦，无聊的口水妥协。为了所谓的新闻线索，她既要周旋于太太俱乐部那些所谓的女企业家和男企业家的风流女眷之间，看她们炫耀自己的袜子或光鲜的指甲，又担忧一不小心成了装饰别人生活的花瓶。她就在这种纠结中日复一日地长大和成熟起来。

很显然，这里涉及两个不同的话语层面，一个是文化上的平民化，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化。一般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后者出发来想象和规定记者的社会角色，而记者们似乎也更喜欢（至少一部分记者是这样）把后者作为自己的标签。这是因为，政治民主的口号以其爆炸性的社会能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激发人的大义凛然的崇高感，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获得升华。但这种自我认知和想象，又往往引起记者内心对平民文化、日常生活的贵族式的轻蔑和精英式的拒绝。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杨小文开始记者生涯之际，作为深深植根于“五四”新文化想象逻辑与意识形态的自我升华的“政治感”，正在被城市市民庸碌的日常生活需求所取代，世俗性和平庸性也就成了当下所有都市报的基本色调。杨小文在一篇散文中写道：“这鸡毛小报的名儿，是大伙替自己安身立命的报纸取的雅号。取这名，是望它轻如鸡毛，重若泰山，此外，还有点家常小市民报的意思。”这在记者被人称为“狗仔”的时代，多少让人感觉到一点酸楚。

人们在谈到后现代的时候，往往提到平面感，提到零散化，提到深度模式的消失，提到无意义和不可解释，这些曾经被认为存在于叙事中的社会征兆，现在却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小说家所描述的，不再是叙事中的虚构，而是现实生活本身。现实主义创作所表现的竟是“后现代”的生活。这是生活的吊诡之处，也是文学书写的奇异之处。不过，作者的语言是饱满的，富有弹性的，像打足了气的皮球，一路上蹦蹦跳跳，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读这本小说，始终感觉作者就活跃在眼前，看她快乐，看她伤心，看她焦虑，看她失落，但她又很少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负担，因此能很包容地表达对杨小文的理解和同情。我们不能说杨小文就是马小予，但她毕竟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怀融入了杨小文的生命中，使这个人物更有质感和味道。这或许就是古人说的“生气贯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