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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力命:读《广岛札记》的札记

2011-04-21 13:53:29 作者: 读品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这个两重逻辑的难题所反映的,是一个原则层面的冲突,在很多具体情境下,则更加凸现了它的困难。在日本遭遇天灾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可能也正来源于此。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正在退潮,只能希望在未来的具体情境中,这种关于“政治正确”的苦恼会随之减轻。

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新闻越来越向不可捉摸的方向发展,然而却并没有切合时事的感觉,只是深深感到,过去半个世纪的东亚,是一个多么微妙的时空:时间被浓缩错置,力场(立场)交缠扭结,稍稍超出文本的特定情境,所有的价值坐标几乎都要来个逆转。大江健三郎这本书并不是旨在超脱时代的作品,在今天读来,困惑与收获至少同等。

我想这种感觉大概来自二战后迅即发生的大国之间的敌我变换,以及两种自称为普世的价值和力量体系在这个地区的犬牙交错,更不用说与这一局面共谋又对抗的民族主义潮流。对日本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转身成为它的盟友与保护者,对广岛灾难的反思即是对美国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可以同时来自左和右的方面。大江健三郎和石原慎太郎当年都是日美安保条约的积极反对者,他们之间立场的歧异自不待言。在今日,抽离了当年背景的《广岛札记》,也可以从两个方向来阅读。豆瓣上有读者评论说看到这本书“总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许正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对这种两义性的反应。大江为之写作的,的确是一个“暧昧的日本”。

毋庸置疑,核爆炸中的伤亡之惨痛,不应当发生在任何人类身上。然而这并非自然灾难,而纯粹是人类自身的行为,于是,定然有人须对此负责。在《广岛札记》中,这一责任人是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对于当时的大江来说,把同情与敬意倾注于广岛的人民,把愤怒与谴责归于美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是最直接的、第一层的逻辑。实际上,若单独看待广岛核爆这一事件,上述的态度有基于普遍人性的最充足的理由。

然而东亚的问题微妙便在于,还有着第二层的逻辑,民族主义与国际正义的逻辑。在这层逻辑上,日本在成为受害者之前,是一个加害者,如果说这已经让价值判断的最终“结算”非常困难了,中国在此问题上从受害者变为一个隐性的加害者就更是雪上加霜。在头两篇札记中,大江对于中苏两国的争吵实际上分裂了在广岛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表现出一种无奈的不满。纯然从广岛人的角度,核武器的继续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冒犯,然而二战中的受害者中国最终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对此,大江只有苦涩地写道,“在这一核武器时代,直至昨天,有的国家尽管具备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实力,但它却并未拥有核武器,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政治思想的形象。然而,现在当我撰写这部《札记》的196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具有这种形象的国家,总之,它已成为另一种国家了”(广岛札记•四•关于人类的威严)。

大江并非没有意识到第二层逻辑的存在,数十年来,他一直是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反思最力的人之一。他对这两层逻辑的解决,大概是把第二重逻辑中日本的责任归于穷兵黩武而战后却又被美国占领者拉拢利用的保守派政府,从罪孽中解救出一个新的日本。他写道,“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20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广岛札记•五•一个正统的人)。然而这一区分的尝试仍然消除不了所有的尴尬。在第二章《再访广岛》中,被大江称为“真正的广岛人”的金井利博评论员说,“在具体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进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这一事实,从民族主义的第二重逻辑来看,非常容易理解。更何况,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关系,真的可以切割么?如德国人之于奥斯威辛,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在这个语境下当置于何处?大江在描述在广岛的反核运动中具有崇高道德威望的哲学家森泷士郎的经历时写道,“19年前,教授还是广岛高等师范的教师。他带领学生来到支援前方的工厂做工。教授至今保留着那本溅满墨水的日记。当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补写昨天,也就是1945年8月5日的日记。当他写道:‘美丽的朝霞。制作五百根竹枪’时,就在这下一个瞬间,原子弹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学生。”正是在这段描述中,隐隐透出了难题的征兆:广岛在被炸之时,仍然是供应前方的军工基地。大江作为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积极象征加以描摹的,“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的广岛人,在未经核爆的惨剧之前,大概也便是一般兢兢业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日本人。可能也正是这同一群人,严谨地制作军火武器,并把它们送上战场。他们的道德力量,是否得到了核爆的悲惨的净化?

这个两重逻辑的难题所反映的,是一个原则层面的冲突,在很多具体情境下,则更加凸现了它的困难。在日本遭遇天灾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可能也正来源于此。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正在退潮,只能希望在未来的具体情境中,这种关于“政治正确”的苦恼会随之减轻。

P.S. 在网上偶然看到大江健三郎对于此次核电站事故的文章,提到他一向担忧核电的威胁。到底要不要核电,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和几个朋友讨论,或许只有快点把商用规模的可控核聚变托克马克造出来了,才真是解决吧。

责任编辑:任竟慧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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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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