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楼”的社会后效：城市化对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以H市S区T屯Y村为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两件大事之一。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大量农村住房用地以及耕地被征用，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院落式的平房，搬到社区单元楼房中居住，出现了 “农民上楼”的现象。这种现象已遍及北京、山东、上海、重庆、云南、黑龙江等地，影响了上千万农民和市民。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上楼”之后，农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农民脱离土地后，新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等接踵而至，在失去土地经济来源以及物质基础的同时，心理和精神上也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很多农民面临着“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难以融入城市、自我认知失调等困境。“农民上楼”所引发的各类问题不容忽视的，这关系到农民能否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更关乎社会秩序维持与建构，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与“农民上楼”以及失地农民等方面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大多围绕征地、拆迁纠纷、补偿款等问题展开。从住房改变入手，对农民上楼前后生活状况变化进行的研究数量很少。笔者希望从农民上楼前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入手，研究城市化的宏观进程对农民生活的微观情况造成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经济收入和职业、社会互动方式、文化风俗、社会和角色认同等方面的影响。

笔者走访了隶属H市S区T屯的Y村，该村位于H市西北部郊区，占地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常住人口约700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业户口，由Y村村委会管辖。该村总耕地面积约为420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5~6亩，属于H地区等级较高的耕地。上楼之前，该村的经济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每户农民都有承包地或自留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同时有部分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且主要在农闲时节进行。另外，部分农民拥有多间房屋，进行房屋租赁和小生意经营。

2005年该村土地被征用，将该村村民迁出，拆毁原村的土地和房屋，并由H市的BC集团在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将该村变为一个商业住房社区，并将该社区中5栋8层多单元楼房作为回迁楼。2010年11月，Y村村民正式入住回迁楼。

Y村是比较典型的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导致“农民上楼”的例子。笔者的一位亲属是Y村的村民，通过他联系村民进行访谈比较方便的，所以笔者选择了Y村作为研究对象。

笔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以一户人家为起点，由这户人家发展两户人家作为“下线”，再由这两户分别联系新的家庭，以此类推，共选取14户家庭，对不同年龄层的村民进行访谈，尽可能增强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上楼”对农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1、 生产方式和职业——流动的失业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只有靠土地谋生的人才知道土地的重要性，对于乡下人来说泥土是他们的“根”、是最重要的“神”。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生产方式与职业的根本变化。

Y村在拆迁之前一直以第一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村里的每户人家不论家里是否有人外出务工，家里的承包地和自留地年年都会有人耕种。在笔者采访的家庭中，平均每户在征地之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的土地收入有4万至7万元。失去了土地则意味着这一份比较稳定的土地收入来源的断绝。4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征地之后，政府并没有开战职业安置管理和就业指导工作，部分“上楼”的农民便失去了稳定的职业。他们在城里可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低薪酬（1000元以下）、低技术含量的临时工作。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这种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稳定的情况可以算作“流动状态的失业形式”。

“我……就会种地。我家有3垧地，要是全种稻子每年能收好几万。现在是啥也没了，咱们也没技术也没头脑，也不会搞经营，上城里也就能找找出力的活，人家还不定要不要。像我们村那些年轻的有手艺的还有点找头”——Y村村民A

“上楼”对原来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同样有冲击。一些农民在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着一些小本经营，比如开理发店、租房子给进城务农的农民工等，这种小本生意能行得通的原因之一便是其房屋租赁成本低廉。由于城乡结合部房价和地价都比较低廉，一些农户可以在城市边缘租赁门市房做小生意，也可出租自家空闲的房屋。笔者访问的四个家庭都从事这种小生意，他们通过这些小生意每年能得到近万元的收益，而这份收益也随着征地消失或减少了。

“原来我在XX大学旁边开小卖店，每年也能挣个千八百的，现在虽然还能开，但是这边土地扒了商品房一建起来，地价呼呼地涨，租门市房也比原来贵多了。”——Y村村民A

生产方式和职业受征地影响较小的一部分人是年龄在20到30多岁的人，这部分人在“上楼”之前就在城市周边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如电工、粉刷工等，征地之后他们仍从事原行业，经济来源并未消失，反而多了就业的机会。因为搬迁创造了大量需要装修的客户，建筑工地也需要一些青壮年工人从事体力劳动，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就业岗位。

“对我倒没啥太大影响，我一直也没种过地，就搞装修，有活就干没活就找，现在正好大家都上楼需要装修工”——Y村村民B

综上，“上楼”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由固定的农业生产变为以流动就业为主，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而且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地报酬的临时性工作为主。

2、 生活成本的激增

中国农民日常的货币消费较少，肉蛋来自自家圈养的家禽家畜，平时吃的蔬菜粮食来自于自己的园地。农民失去了耕地，也就失去了宅基地和自留地，失去了原来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你别看我们收入低，我们一年到头啥大钱都不用花，我们原来菜是自己种的，鸡鸭鹅猪是自己养的，水井是自己打的，连种子都是自己留的，上肥啥的都不用花钱，就是每年交那么点电费，也就20来块钱，现在可倒好，睁开眼睛啥也不用干就花钱。”——Y村村民C

据笔者的访谈，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可以大致量化。例如Y村村民A，他家“上楼”之后共花了3万元装修新房和购置家具，2010年上缴了一年的物业费3500元，取暖费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28元收取，燃气费按照煤气表上一个字一元钱收取，每个月的水电费大概30多元，失去了庭院经济每年约损失1.5万（也就是要维持饮食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至少需要多支出1.5万）。此外原来的村办学校被拆，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要转学到城里念书，虽然教育质量有所改善，但学杂费、生活费都增加了很多。还有尚未计入的隐形成本的增长。而他们的收入则缩水了许多，纯农业收入全部失去，对于那些没有经营性收入的农民来说，做临时工的工作每月平均能赚700元左右，一年的工资可能无法弥补新增的生活开销。

很多村民在“上楼”之后他们非常俭省，还想有所积蓄，但很难做到。

“我就不想坐吃山空，补偿款就那些钱，架不住天天花，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咋整？现在能动就得赚钱就得省钱，不能动老本。”——Y村村民C

综上，“上楼”使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同时，农民并没有找到能够弥补新的开支的新的经济来源。

3、 社会保障的悬空

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差距甚大。征地后，部分农民变为城市户口，而另一部分村民因希望以后还能分到土地而保留农村户口。

不论是户籍是否改变，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保障的悬空。已经转为城市户口的村民，既不再拥有新农合的社会保障，也未获得新的城市社保。

“现在我们是啥都没用，征地也没给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原来好像每年给大队交几十块钱就能参加新农合吧……现在也没新的啊，到现在还没人联系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上哪交去”——Y村村民D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社保局的人来问过保险的事，说是先交一笔钱，然后以后每月给开工资吧，但是我家没交，这不就等于把自己的钱放他们那然后他们给定期发放么？那我要是活不了那么长时间岂不是都白交了么？”——Y村村民E

“我自愿交的社会保险，每年交一部分，2009年交了2万多元，承诺2010年给8000元，但一分都没给，今年又变成了每月给500，我真后悔交过这个钱，活到哪天还不一定呢，好几年也收不回来，都不知道给谁做贡献了。”——Y村村民G

对于拒绝转换城市户口的农民来说，由于衔接工作不到位导致的个人社保资金缴纳断档是主要问题。在“上楼”的过程中，由于村委会的地址和工作人员也处于变动中，村民不知道去哪里缴纳社保基金。

从以上情况中可见，城市社保局的行政工作漏洞不可忽视，政府还需要帮助农民建立对于城市社会保障重要性的认识。

4、 补偿款的滥用

有些“上楼”的农民一夜暴富。笔者走访的T屯中就有一部分这样的农民，被媒体称为“貂车屯”，他们攀比炫富，购买貂皮和汽车，这补偿因此快花光了。

“得瑟呗，其实手里都没几个钱儿，没有谁的补偿款超过百万的，我就不相信他能养的起车，都是败家子儿，我们的钱都存银行里不敢动，那可是老本啊。”——Y村村民F

笔者了解到，农民的补偿款并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么多。Y村村民A说，他家有砖瓦房六间，约300米宅基地，2700平房米的院子，除一套80多米的商品房外，共到手30多万补偿款。但新房只能办理成为集体房产证，以后不能自由买卖和转让。据他介绍，村里大多数人的补偿款大多近似这个数量级。

手中突然涌现的大量现金让一些农民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是富翁不应该工作，尤其不应该从事那种又脏又累、工资低廉的体力劳动。很多农民整日泡在附近的麻将馆赌钱。笔者第一次去该村调查是在2011年的正月十五，很多新楼的一楼还没装修就已经摆好了麻将桌，农民边抽烟边打麻将，一片乌烟瘴气。

“有的小年轻就是败家，成日介打麻将，一打就打大的，一输输好几百。”——Y村村民G

面对大笔现金的突然涌入，大部分农民不善理财。笔者访问的家庭多数将补偿款存在银行，只有一户人家用补偿款在城郊买了一幢很小的门市房做小生意，他们不敢够买银行的理财产品，也不敢投资股票市场。

“我们农民哪懂什么经营和做买卖啊？说是炒股票赚钱，那要是赔了后半辈子咋整？这点补偿款不敢动，说啥也不敢动。”——Y村村民G

二、 “上楼”对农民社会互动的影响

农民“上楼”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重构。

1、 面对面互动的压缩和村庄社会地位象征的瓦解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是社会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阎云翔先生认为，乡土社会以其成员间紧密的社会互动区别于城市社区。农村住房的特点能够支持这种紧密社会互动，如北方农村的火炕，白天用做客厅，邻里亲戚间串门不需要通报，直接进门坐在炕上聊天、吃瓜子；有时厨房也是向外人敞开的，邻居家可以来搭火一起做饭。这种居住空间的非私密性拉近了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距离。

很多研究指出，城市社区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便是邻里间关系的冷漠和稀薄，这与城市社会的流动性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楼房的私密性也阻碍了邻里间关系的密切和互动。

受访村民都觉得“上楼”之后与邻里和亲戚间的走动少了，普遍认为空间距离的拉长不利互动，互动的场域也减少了。开发商为了多盖商品房，极大地压缩了回迁楼区的社区面积，基本上是楼房紧挨楼房。此外，在农民家庭内部的会客空间也出现功能性分化，卧室完全供主人休息，而客厅则是会客的场所。“上楼”之后的村民一般串门时就在客厅里喝茶看电视，因为楼房的房间比较清洁，村民一般不好意思在对方家里吃瓜子花生等需要剥皮的东西，这就减少了村民做客的时间。

“以前夏天就坐村头大树底下，晚上吃完饭没事就坐那唠嗑。现在上人家去还是觉得有点拘束，上楼下楼的也麻烦，反正就是没有平房时候，抬腿就进去感觉那么舒服。现在我孙子也不敢让他随便跑，怕丢了，原来在村里边谁都认识，不像现在小区里啥人都有。”——Y村村民D

“现在我不怎么去别人家了，去了还得脱鞋，脱鞋太麻烦，不脱鞋还显得不尊重人似的，所以我有空就愿意在楼底下转悠转悠，碰上谁一起唠唠嗑就完了，不费那事，整得人家埋埋汰汰的。以前邻居都疏远了，有的不在这小区住的都不联系了，还有一家欠我钱的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Y村村民H

这样，在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闲暇时间增多的情况下，社会互动的频率仍大幅降低。村民对交往频率下降感到不安，觉得相互间关系变得疏远了，见面寒暄多了，知心话少了。

在村庄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或家庭亲友的多少、关系的远近、亲友的社会地位都是象征个体或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原来村里某个体或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而现在连近亲都需要分别打电话通知，村庄社会关系的象征意义便土崩瓦解了，一些传统的风俗和礼节也失去了原来的含义。

“同村的人家里的红白喜事全村都知道，现在是看了单元门口挂了纸钱都不知道是谁家里出了白事儿。原来办婚礼办丧礼都在自己家里办，家里有大院，一次仪式可能要办好多天，但是现在没那个条件了。前几天一个老人去世，在殡仪馆办的，也能容纳很多人，但是好像跟原来的感觉不一样了，大家参加完就散了，主人也不办宴席了，基本上是来了给了钱就走，再没有给老人守灵的人了，传统都废了。”——Y村村民K

2、 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对于职业选择的重要性在“上楼”后的农民身上体现得较明显。“上楼”之前的社会资源决定个体或家庭在村庄中的地位，“上楼”之后，社会资源则能决定个体是否尽快适应城市环境。

“上楼”之后的农民普遍缺乏了解就业信息的渠道。那些在“上楼”之前已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们的介绍人，那些有亲戚朋友在城里居住的村民也多有更多的信息渠道。

3、 征地纠纷引起的社会分化——群体过程的崩溃

w谈中笔者发现，在面对政府征地和开发商拆迁的外在强力时，Y村的部分村民形成了一个内聚的社会群体，都对补偿款的数量和对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没有补贴的政策非常不满，希望通过拖延搬迁来增加与政府和开发商协商的筹码。但是由于L家族可能通过L村长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利益，没有配合村民们的行动，该家族约占全村人数的三分之一，村民的群体团结被打破，群体过程瓦解，村民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只能陆续地搬离土地，而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款。

三、  农民“上楼”后的自我认知和角色认同

农民“上楼”意味着社会角色的转换。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自我认知则是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看法。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看去是乡土性的。“上楼”后的农民脱离了乡土，角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被打破，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阶层意识和生活预期都会发生强烈变化。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农民“上楼”后的自我认知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上楼”后认为自己是不是城里人；“上楼”后如何适应新的社会角色；“上楼”后农民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参照系。

笔者在农民“上楼”后一年左右对该村村民进行了回访，并与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照。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的自我认知有显著差别。

1、青年人正在成为市民

几位年轻村民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也愿意将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这些人多数是初中毕业便进城打工，对城市生活的便利、卫生、物质条件等非常喜爱和适应。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城市的生活。同时，他们也看到整体社会环境中，城市人的社会地位、福利水平等都高于农村人。缺乏与土地的联系，全方位接触城市文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使得青年人期望改变身份，断绝乡土根基，主动融入城市生活：

“我在市里打工的时候住的集体宿舍，条件也比家里要好得多，干净。买东西啥的都方便，就是贵点。市里教育质量好，总不能让孩子也一辈子当农民吧，市里的孩子跟咱们村里的孩子差别太大了，人家孩子多才多艺，能上好大学，我小时候连大学是啥都不知道。”——Y村民J

“上楼”一年后的回访结果显示，青年村民积极在市里寻找工作，消费观念、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有明显变化。

青年村民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临时性、非正式工作，而是寻求较为稳定的工作。过去青年村民多数在建筑工地打工，在城乡结合部从事短期的工作。而“上楼”之后则不同，青年村民需找工作不光通过熟人介绍，也从求职中介、街头广告等方式获取信息，一些个体经营、商城、家政公司等也进入了村民的职业选择范围。就业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城乡结合部附近，而是走向市中心。　职业的正规化是青年村民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建筑工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农民工，而且那个工作也不稳定，一个工程完了也不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才有。现在选择的途径也多了，也知道还有其他不少工作都能做的。”——Y村村民J

同时，青年村民对于周边邻里的概念超越了村落共同体的范围，向城市社区的观念转化。城市单元社区的私密性更强，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更强，近邻也可能是陌生人。青年村民最初对此也颇为不适，但渐渐习以为常。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变长，青年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和交往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再局限于村内的村民，而是扩大到工作场所以及其他生活轨迹所达之处。

青年村民对于老一辈保持的很多乡土生活方式并不认同。文化惯性导致中老年村民不可能像青年村民一样迅速转变。青年村民变得更干净更卫生，追求城市的新潮文化和打扮，不再崇尚简朴的生活，这种越来越大的差异引起了一些家庭矛盾。

综上，青年人渴求融入城市，自我认知正向新的角色靠拢。

2、 中老年人心理调试困难

中年和老年村民只对城市身份表示被迫的认同感。虽然在制度上他们已与城市人无异，然而在心理上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制度性角色与自我角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断裂，造成了“上楼”农民的角色紧张和自我认知失调。在“上楼”后的一年中，情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老年村民对城市人和农村人差异最直观的反应便是“种地”与“不种地”的职业分别。失地之后他们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却找不到与城市人同性质的职业，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低等级的劳动。因此，很多中老年村民非常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分到田地的可能性。

“我们农村人就会插秧、会施肥，我们生下来就学这个就干这个，你看我这手又粗又大又有劲，不像你小学生的手。我们没有城市人那些个经营的头脑，那些个行政的头脑，要能找着像城里人坐办公室那样的活敢情好，那不是找不着那样工作么？咱农村人还是最会种地。以后有地了还得回去种地，我也不愿意上市里打工去。”——Y村村民B

此外，中老年农民一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接受新的事物。城市的高消费水平、食品安全问题、交通问题等等都成为了困扰他们的重要因素。部分受访中老年村民在很少独自外出，也很少去远的地方，因为“出门就得花钱”，迷宫一样的城市也让他们无所适从。

同时，邻里关系的疏远对中老年村民的影响较大。他们并不像青壮年村民那样能够发展更广阔的社会支持网络，交往范围因“上楼”的而缩小。农闲时的串门话家常、田垄上的热情招呼、村头的小型集会都随着单元社区的到来而消失。村民群体内部的互动不似原来那样亲密和频繁，而与城市居民群体间的互动可谓是冷淡的甚至是缺失的。

最后，中老年村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养老，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城里人在社会权利上是不同的。在有土地的时候，只要能干活就不愁吃喝，但是现在坐吃山空的状态让他们看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上楼”之后，中老年村民的眼界更加开阔，见识得更多，期望也更高，产生了一定的相对剥夺感，也导致他们“上楼”后幸福感的下降和认知失调：

“要说我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我怎么说也没享着城里人那份福，而且还是农村户口；要说我是农村人，我又住楼房又不种地，我也不知道算什么。”——Y村村民G

四、 结论

1、研究的基本结论

笔者根据对Y村14户村民的进行了深度访谈，从生活方式变化的角度对“农民上楼”的社会后效得出以下结论：

在经济生活方面，“上楼”对中老年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劳动寿命的缩短和流动性失业，而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说影响甚微，还提供了暂时性的就业安置岗位；在失去固定经济来源的同时，农民还面临着过去低成本生活的终结，以及暂时性或永久性社会保障办理的滞后，不得不承受社会保障悬空的隐患；部分农民在突然得到巨额现金时迷失了方向，陷入了补偿款滥用的漩涡。

在社会互动方面，“上楼”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重构，与过去的社会互动方式逐渐分裂，并重构新的社会互动方式。农民与亲友面对面的互动方式逐渐减少，相互间的社会联系冷漠化、稀薄化，农村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也在这个过程中崩溃，一些传统习俗也渐渐淡化；社会资本在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在更开放的市民社会，社会资本影响了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速度；征地过程中的矛盾瓦解了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终结了群体过程在维护村民权利中的作用，造成了村民间的分化。

在身份认同方面，由于职业区别、思维差异、能力素质分野以及享受社会权利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农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角色紧张、自我认知失调、相对剥夺感以及社会认同的模糊化。

2、文章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第一，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小样本调查的基础之上，仅14户人家的调查资料不够完备，说服力稍显欠缺。另外，笔者对相关理论的驾驭能力有限，使得文章整体理论深度不足。

第二，本文仅探讨了生活方式的三个侧面，并未将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完全覆盖，而本文所包含的几个方面的研究也是较浅而不全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再继续深入调查并完善研究。

第三，本文主要是静态的研究，考察某一时点的状态，虽然后期进行了回访，但是时间跨度较短，不足以看清动态的变化。

最后，本文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解释性研究为辅，对于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力度不够，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逻辑有待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