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论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3）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认为民众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民粹主义，认为科学共同体的决策应该优先考虑的，是精英主义。从这个定义来看，反转基因运动是民粹主义运动，反转基因的民众明显不信任科学家和依赖科学家决策的美国、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无害的信心。因此，对于科学家对诸如普兹泰老鼠实验、转基因玉米花粉毒死帝王蝶实验等据信是支持了“转基因有害”的实验的不同解释，反转基因者既不能真正理解，也不相信。

民粹主义还常常造成非理性，导致在反转基因运动中充斥了各种诡辩、谣言和情绪化行为。比如，反转基因者的“现在不出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问题”，就是一种诡辩。按这种思路，如果转基因20年不出问题，他们可以说，“不保证50年不出问题”；如果50年没有出问题，他们又会说，“不保证100年不出问题”……像这样的永恒为真的诡辩命题，事实上已经排斥了一切商讨、妥协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是古已有之的问题，并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深化而越来越严重。从既往历史经验看，民粹主义难于成事，尽管精英主义有着种种缺陷，但在多数时候，它还是能起到正确决策的作用。保证这一点的，是科学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最高的解释性和预测性，也就是最高的实用性。因为精英主义存在缺陷，就对精英主义的明显优点视而不见，鼓吹民粹主义，这仍然是一种追求乌托邦的不实证的思辨哲学。

综上所述，支持转基因的人，往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是原子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是反阴谋论者，是精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有不同意见的人，是很容易成为反转基因者的。是否反对转基因，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的人，都应该有主动了解对方理由的意愿。而保持这种理性交流的意愿，对于反转基因者来说要困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

在本文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左右的对立较为严重，但双方往往都意识不到科学是独立于左右维度的又一意识形态维度，结果就形成了左右双方都把科学和右派自由主义思想捆绑的错误做法。这一流行的错误做法有其历史根源：作为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列主义，本质是一种思辨哲学，是和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相冲突的。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精神从西方传入中国，很容易就使一部分人认为科学精神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有良好的对接关系，而思辨哲学必然导致专政、封闭。这就是右派把科学和自由主义捆绑的开始。与此同时，老左派出于对马列主义信条的维护，也攻击科学精神是资产阶级思想；新左派受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环保主义影响，也反对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捆绑就这样成为左右双方的默契。

实际上，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思辨哲学，它的一些基本假设是缺乏科学基础的。因此，科学实际上既不站在左派一边，又不站在右派一边。中国学者要想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精神，也许应该首先打破“科学和自由主义联姻”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