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论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2）

3. 思辨和实证之争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影响的争议，则体现了反转基因者的思辨主义和支持转基因者的实证主义之争。反转基因者从逻辑出发，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危害性提出了一个个的可能性，如误伤无害的昆虫、制造“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威胁野生种质资源等等，这些危害性在逻辑上当然都是成立的。但是，反转基因者由此便得出结论，认为因为有这些潜在危害的存在，所以转基因作物不宜推广，这就陷入反实证的思辨主义了。

与之相反，实证主义者虽然不反对这些潜在危害性的存在，但认为是否真正存在危害性，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规避危害性，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总之，实证主义者不承认有什么完全无副作用的农业技术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总是不完美的，能够实现危害最小、收益最大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

转基因争议中的思辨和实证之争，还体现在对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案上。反转基因者常常否认世界粮食产量已经不够全球人口的需求，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出现饥荒的同时，发达国家却在大量浪费粮食，包括直接浪费，以及把原本供人食用的粮食用来喂养牲畜、甚至制造“有机燃料”以满足人类的奢华需求的间接浪费。因此，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质是南北之间巨大的不平等，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也因此不是用什么新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而是消除这种不平等。

应该说，反转基因者对南北不平等的认识还是颇有道理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方案。事实证明，发达国家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渥生活，去主动和欠发达国家搞“平等”。这个事实不改变，以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就是根本行不通的纸上谈兵。在这种现实面前，最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仍然只能是采取各种技术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其中自然包括前景远大的转基因技术。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左派如果过分迷恋“平等”，就一定会沉浸在思辨的乌托邦泥潭中，不能自拔。

4. 阴谋论和反阴谋论之争

中国反转基因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左派喜欢将转基因归结为美国人的阴谋。当然，阴谋论其实是中国和西方人都容易陷入的思维陷阱，它是和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科学哲学并不是因为阴谋论构造了不可直接认知的“阴谋”而反对阴谋论。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经常构建一些不可直接认知的“构体”（entity），如原子、基因、力都是这样的构体，它们是不可直接认知的概念，但可以通过含有它们的理论对人体感官可直接感知的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间接认知。同样，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中，人们也常常建立不能直接认知或史无明文的构体，这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相通的。

科学哲学对阴谋论的批判，是源于阴谋论构建的构体缺乏解释性，更缺乏预测性。以“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阴谋论为例，主张这种阴谋论的人，一开始往往相信美国人只生产却不消费转基因食品的谣言。在不得不承认美国上市的加工食品中的确有70%含有转基因成分之后，又改而主张这些加工食品只含有少量转基因成分，因此在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仍然是美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这一解释尚可勉强成立，因为美国的主粮——小麦——目前的确并无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品种。但是，在科学家看来，美国不种转基因小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麦农担心出口受影响而不愿意种植。事实上，孟山都公司早就研发出了抗除草剂的小麦品种，并曾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要求批准。如果孟山都果然是美国政府秘密授意的生物武器制造者，那就应该完全不打在美国本土种植转基因小麦的主意才对，为什么它还要企图这么做呢？——当然，阴谋论者可以说，这是一枚烟雾弹，目的是为了制造阴谋不存在的假象！

目前，业内人界普遍认为，随着第二代改善了食用品质的转基因小麦的研发成功，转基因小麦在美国获批并广泛种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到那时候，阴谋论者为了自己的阴谋成立，就又要修改先前的解释了。像这样的缺乏预测性，而且只有通过事后的不断修正才能勉强保证其解释性的理论，正是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严厉批判的典型的非科学、伪科学。

5.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争

对科学知之甚少的人，常常以为科学是简陋的，对世界的解释过于简化。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科学仅仅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较为简洁，运用俭省原理剔除了很多形而上学的概念。但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预测方面，科学远比其他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复杂、深奥。其中，作为科学构建理论模型的重要工具的数学，就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深邃的逻辑体系。不懂高等数学，很多科学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深入了解。不幸的是，按进化心理学观点，高等数学，特别是概率论，在很多方面是违背人类的先天心理的，因此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年龄进行密集的训练，一般人很难掌握高等数学，也就很难掌握科学理论。反转基因者之所以会对很多实验结果进行错误解读，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概率论以及基于概率论的数理统计知识。

由于现代科学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奥性，科学成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高深学问，而为作为人群中少数派的科学共同体所独有。这就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在公共决策时，如果一般民众出于常识、经验甚至直觉做出的决策，和科学家出于科学理论做出的决策有抵牾之处，应该如何决策？在这个时候，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众不可能理解科学家的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