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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帅军:聚焦三农问题与农村改革

2013-04-08 11:39:27 作者: 尹帅军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民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各方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展开了大讨论。改革虽是共识但怎么改却莫衷一是。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责任编辑:魅影
来源: 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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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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