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光：工业化、“改旗易帜”与深化改革

工业化

1840年至今，这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但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地区也是少数，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更是屈指可数；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上的基本地位，也是国家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今天和未来的工业化，是融合了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

强大的民族产业是工业化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

没有在基础设施、重化工业、金融、能源、信息、新农业、军工、商业等领域的强大的民族产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很难说工业化获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工业化进程是漫长残酷的

欧美日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对外侵略、征服、殖民扩张转嫁矛盾，其早期的工业化进程甚至可能都难以为继，伴随工业化进程必然产生的尖锐阶级矛盾，将可能反复引爆其国内的社会动乱与社会革命。对中国这类后发的、超大型的、无法对外转嫁矛盾的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的漫长与残酷就显得尤为突出。

工业化进程存在中断与逆转的可能

旧中国就不止一次被侵略战争中断过脆弱的工业化进程，苏联——俄罗斯、拉美因为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都出现过大规模去工业化进程，即使完成工业化的美欧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部分工业基础也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金融社会问题，美国为此也只能推出“再工业化”计划。

“倒退没有出路”

存在于部分知识分子中的“怀念民国”风，反映了他们本质上不懂工业化、不懂科技力量的一种倒退落后的病态观念，表面上的知识分子“地位高”、“自由讲话”掩盖不了残酷的现实——旧中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因而是一个一盘散沙的、贫穷落后的、随时遭受侵略的失败国家。从工业化的视角来看，旧中国“西装革履”的国民党，是个无能落后的政党，而“山沟里”的共产党，建国六十多年，执着地推动工业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因而是个强大的现代化政党。

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若干特点：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

一是相对于消费，投资占比远大于农业国家，也远大于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二是社会矛盾相对突出集中；三是如美国战略大师亨廷顿所描述的，专业的工程师、科技人才、管理者、熟练工人奇缺，而“无所不知、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泛滥成灾，让这类“知识分子”满意是任何国家社会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强迫自己把“痛苦”当天性。他们整天在媒体上宣扬“中国矛盾到了临界点”、“十字路口”、这样的“末日论”，宣称只有按他们这些“先知”的办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矛盾

中国是个面积人口超大型的、地域差异极大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又是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矛盾相对突出集中，是管理水平与发展阶段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任何一个理智的中国人都会正视并探讨解决之道。

但是，逐步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矛盾，靠的是深化改革而不是“改旗易帜”，事实和逻辑证明，后者只会让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甚至使国家社会走向灾难。

“改旗易帜”能完成工业化进程、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作为近代远远落后的赶超型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法象美欧日那样通过侵略扩张殖民来转移国内社会矛盾，也无法照搬今天领先的完成了工业化的美欧日的经济社会制度政策；“改旗易帜”的苏联，不仅国家解体，还走上了“去工业化”倒退之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和新中国几乎同时、同等基础起步，但今天其大部分工业产量只是中国的零头，其贫困人口几乎占世界一半，那里的大部分人享有的只是贫穷、流浪与乞讨的“自由”。

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唯一道路是深化改革，排除万难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实现产业升级，而不是走“改旗易帜”导致“去工业化”的邪路。

“改旗易帜”能解决共同富裕与反腐败吗？

美国的贫富差距就非常大，资本权力的腐败则合法化了，欧洲的相对均富模式也暴露出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弊端，俄罗斯，印度的贫富差距更为惊人，且腐败尤为严重。反腐败需要对权力的制衡，而不是使资本权力控制政治权力并合法化资本权力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