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4月国际金融形势评论
虽然目前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伦敦的人民币存量和离岸交易业务量与香港相比还相去甚远，但香港更多地是依赖于地理位置优越与中央政策倾斜，而伦敦不仅在金融创新与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发展人民币业务上也拥有独特优势。长远来看，伦敦很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中信银行副行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 曹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曲双石
目前尚无立即实施QE3的必要
——美国金融形势评论
4月份，由于几项重要数据与报告指向不同，美国市场再次掀起关于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大讨论，其导火索是令人大跌眼镜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4月6日，美国劳工部非农就业报告显示，虽然3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8.2%，但非农就业人数仅增长12万人，为2月份增幅的一半，远不及预期的20.3万人，创下2011年10月以来最小值。
美国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已连续多月在20万以上，因此3月份新增就业人数急转直下极其令人失望。该数据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的强劲复苏势头已成强弩之末，今年将再现前两年高开低走的态势。
非农就业数据急转直下表明美国尚未走上稳健持续的经济复苏之路，带来的是市场对QE3的又一场非理性狂欢，因为这一数据印证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底的讲话：自去年秋天以来，美国就业市场一直都有所改善，但这可能只是经济衰退期间大规模裁员活动的逆转，还不能确定改善的步伐将可持续下去。目前美国仍面临失业率高企、房市低迷的状况，进一步的改善则要依赖于更加迅速的经济增长。美国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失业主要以周期性失业为主。虽然如今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但若不采取“适应性的”措施，周期性失业可能会转变为结构性失业。
该讲话被广泛认为是暗示美联储不会急于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并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债券购买措施。而且，数据公布后，美联储副主席耶伦表示，美国充分就业目标未能实现而通胀仍得到控制，支持美联储维持极低利率至2014年底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表示，美联储正在评估3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及QE3的成本与收益，若经济前景恶化，美联储已准备好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
除非农数据表现不佳外，美国经济还面临如下麻烦：小布什政府实施的减税优惠政策多数将结束；2013年起美国将自动削减1万亿美元联邦预算；“总统奥巴马对当前的失业率根本不满意”（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吉恩·斯珀林语）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等。加之美国通胀温和，3月份CPI环比增长0.3%，核心CPI环比增长0.2%，截至2月份的一年中，核心CPI增长2.3%，接近美联储2%的目标。
然而，就业数据虽然十分重要，但只看3月份一个月的数据并不全面，现在就总结称经济已停止复苏，或劳动力市场已停止改善为时尚早。3月13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理事认为采取更多货币刺激性措施的紧迫性已经有所减弱，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的10个投票成员中只有两人认为额外刺激有必要；美联储最新的褐皮书报告称，全部12家地方联储所在地区的经济在3月份仍旧维持增长势头。虽面临燃料价格上涨压力，但制造业活动、公司聘用活动和零售销售都显示出表现强劲的迹象。此外，其他经济数据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消费方面，美国商务部零售额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0.8%，几乎达市场预期值的两倍，为连续第3个月环比上涨。
房地产方面，美国商务部新屋开建和营建许可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经季调并年化新屋开建量环比大幅下降5.8%至65.4万幢，降幅创去年4月以来新高，但其主要发生在波动较大的多户房屋领域。与此同时，3月份美国营建许可大幅攀升，环比增长4.5%，经季调并年化的总量增至74.7万幢，为2008年9月以来最高。
制造业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由52.4增至53.4，同时，18个制造业子行业中，15个在3月份实现环比增长，超过2月份的11个。
服务业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服务业报告显示，3月份美国服务业指数由57.3下降至56.0，低于预期的56.8，但超出50依然表明多数服务业企业实现了增长，且为该指数连续第27个月高于50。此外，ISM追踪的18个服务业子行业中，16个在3月份实现了增长。
此外，美国经济咨商局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领先经济指标环比上升0.3%至95.7，为2008年6月以来最高，且为连续第6个月上升。
不仅经济数据表现尚可，在微观层面，复苏也是实实在在的。
小企业方面，据咨询公司伟事达（Vistage International）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小企业信心指数由98.8升至105.1，为2011年一季度以来最高。
大企业方面，《华尔街日报》的企业财报分析显示，标普500企业去年的总销售额、总利润及就业岗位均超过2007年的水平。此外，他们的资本支出出现回升。就标普500企业整体而言，总资本支出去年增长19%，比2010年时的增幅9%翻一番多，从而令资本支出占企业总营收的比重回到2007年时5.8%的水平。
众多数据表明，虽然美国目前尚不能彻底排除QE3选项，但是否实施还需要未来更多数据指引，目前并无立即实施的必要。
西班牙危机致欧洲央行两难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虽然希腊危机暂时偃旗息鼓，但欧元区仍处于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下行通道中。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欧元区零售销售月率下降0.1%，年率下滑2.1%，同时失业率由10.7%攀升至10.8%，创1997年6月以来最高；各机构及投资者均看空欧元区经济前景。惠誉预计2012年欧元区经济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垫底，上半年将陷入衰退，实际GDP将萎缩0.2%。德国经济研究所、法国国家统计局、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均认为欧元区将发生滞胀，一季度经济将萎缩0.2%，二季度则将出现零增长。Sentix研究集团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由-8.2骤跌至-14.7，德国投资者信心指数也由7跌至-1。
在此背景下，只有欧元区成功推动财政与政治一体化，实现广泛、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尤其是提高边缘国家的竞争力及经济增长，才标志着欧债危机正式结束。然而当下西班牙状况堪忧，成欧债危机新焦点，引发欧央行两难困境。
3月份，西班牙危机浮出水面，面临多重困境：
一，削减财政赤字目标难以实现。2011年西班牙财政赤字占GDP的8.5%，远超6%的原定目标，公共债务占GDP之比今年预计将升至80%。自首相拉霍伊宣布政府不会遵循前任政府保证的赤字目标以来，西班牙借贷成本持续上升，国债拍卖几近失败，收益率飙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越过6%的心理关口，国债的CDS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4月份西班牙将迎来还债高峰，到期债务总额250亿欧元，对欧元区与西班牙将是一场严峻考验。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突出。2011年西班牙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2.9%，比1.3%的目标高出一倍以上。若要完成2012年降至1.5%的目标，则需削减约156亿欧元支出，但地方政府抵触情绪很大。
三，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失业困境。2011年四季度西班牙经济环比萎缩0.3%，政府预计今年将萎缩1.7%。3月份Markit制造业PMI指数降至44.5点，为12个月以来最低；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3%，为1987年来最高，居全欧榜首，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50%。
四，受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西班牙银行坏账问题恶化。其央行数据显示，2月份该国银行业坏账总计1438亿欧元，坏账率达8.2%，创1994年以来新高。由于在债务危机期间难以依赖市场融资，西班牙银行业严重依赖欧央行输血，已成为欧央行信贷工具最积极的用户之一。其央行数据显示，该国银行3月份从欧央行净借款额由2月份的1524亿欧元升至2276亿欧元，占整个欧元系统内银行总借款额的28%。雪上加霜的是，银行业还承担支持购买国债的任务，不仅使其风险与主权债风险相关性增加，同时也导致可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相对有限，反过来又会抑制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遭国内民众强烈抗议，西班牙仍厉行财政紧缩政策。其政府宣布，今年将把预算赤字占GDP之比降至5.3%，并于2013年降至3%。3月30日，西班牙政府向国会提交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该草案被认为是自1975年西班牙实行民主制度以来最严厉的财政预算案，其计划通过增税和节支等措施于2012年削减270亿欧元财政赤字。但紧缩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更为严重的财政入不敷出。
面对本月即将到期的250亿欧元债务以及7月和10月两个偿债高峰期，若不能自救，西班牙虽可通过求助已提高至8000亿欧元的欧元区防火墙，或请求欧央行重启政府债券购买计划而避免违约。但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该行为对市场信心造成的震荡将难以估计。
同时，西班牙状况堪忧也使欧央行陷入两难困境。经过两轮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后，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由去年底的2.74万亿欧元迅速扩张8%至3月底的2.96万亿欧元，引发市场的通胀担忧，德国央行更是以此向欧央行频频发难。但西班牙局势不断恶化加之欧元区经济复苏刚刚起步、尚十分脆弱，欧央行不敢贸然退出宽松政策。4月4日，欧洲央行议息会议维持1%基准利率不变，维持观望态势。
货币政策受政治胁迫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政治势力施压央行货币政策，威胁央行独立性，其或被迫就范。
日本经济无疑处于温和复苏轨道，但仍有三方面待改善之处：首先，通缩根深蒂固。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1月份日本核心CPI年率下降0.1%。虽然2月份核心CPI年率上升0.1%，但作为全国通胀先行指标的3月份东京地区核心CPI年率却下降0.3%；其次，经济复苏过于缓慢。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3月上中旬日本出现贸易逆差1912亿日元。日本经济在2011年曾有3个季度出现经济萎缩。而在日本央行公布的3月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中，大型制造业企业对经营前景信心仍显不足；第三，日元贬值动力似在减弱。数据显示，虽然自日本央行2月14日意外扩大量化宽松并表明物价目标以来日元强势被一度扭转，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天低点77.37日元累计上涨至3月15日的84.17日元，达到过去一年高位。但此后再度向下调整，并在4月6日收盘报81.60日元，较阶段高点下跌约3.1%。
鉴于此，加之负债累累的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空间已极其狭小，日本政坛集体向央行施压，要求其进一步宽松：4月4日，日本国会上院否决了日本政府对央行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因在野党认为被提名者对放宽货币政策不够积极；4月5日，野田佳彦与央行行长白川方明举行会晤，两人就如何推动经济复苏和摆脱通缩状态交换了看法；4月10日，野田佳彦表示，政府将召开部长级对抗通缩会议，期待能采取更多有效措施终结历时超10年的通缩时代，白川方明也将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此外，甚至有传闻称自民党可能通过提议国会修改中央银行法律来使央行在实现1%通胀目标上承担更多责任，并赋予内阁在未能实现通胀目标前提下解除央行行长一职的权力。
这些行为均表明政治干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日益增强，央行独立性受到威胁。虽然其在4月10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中宣布维持现有基准利率零至0.1%和宽松政策规模65万亿日元不变，但该行在声明中表示，日本经济仍面临克服通货紧缩和恢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该行将继续实行强有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央行未推出更多宽松政策表明其不愿受政治势力摆布，但该行将在下次议息会议中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很可能被迫就范。
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提高消费税率缓解财政困境，引发政局不稳，执政党内部面临分裂。
截至2011年，日本赤字已占GDP的10.1%，总负债率达233%，远超希腊的赤字占GDP9%、总负债率达165%的水平。日本财政赤字飙升原因有二，一是财税收入不足，二是社会老龄化速度过快，社会福利支出不断膨胀。由于日本债务主要购买方是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外国购买比重只占约7%，因此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始终保持寅吃卯粮的状态，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鉴于此，野田内阁提出通过增加消费税解决债务问题，特别是未来把增加税收收入用于弥补目前在养老基金、社会福利基金方面的巨大缺口。3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提高至8%、2015年10月提至10%的分阶段消费税增税相关法案，并提交给国会。野田佳彦更是强调将不惜“以政治生命下注”，力争使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然而，日本朝野对此争议巨大，该议案已在日本政党层面引起分裂。民主党内部，相当比例成员威胁要投反对票。小泽派内以黄川田彻总务副大臣为首的4人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提出辞呈。加上党内干部在内，共有20人提出辞呈；执政联盟内部，国民新党领导人龟井静香表示将带领该党反对该法案并离开执政联盟；反对党层面，自民党领袖谷垣祯一呼吁在野田佳彦寻求公众支持前举行大举。
该议案若不能通过，日本信用评级将被进一步下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香港与伦敦“赛跑”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评论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但未提利率市场化改革。
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应遵循对内开放先于对外开放的路径，利率、汇率市场化应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前提。从历史角度看，美元国际化也是建立在国内金融改革比较彻底、国内金融市场比较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重点做好国内各项改革，如经济结构调整、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即是对此理论与经验的回应。该次改革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明确指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表明温州有望与上海、天津一道作为个人境外直投的试验区域，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个人境外直投好处有四：首先，符合国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意图；其次，符合“藏汇于民”的外储改革方向，可减轻境内外汇储备较多的压力；第三，可为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海外收购开通一条道路；第四，可拓宽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风险，因为全国资金都可能通过该出口向境外进行直投，流向境外的资金数量可能远超预期。
二，本次改革未写入利率市场化试点。究其原因，首先，若温州银行利率先行市场化，存款利率上升，在目前金融市场信息技术支持下，全国各地存款都将移至此处，造成混乱局面；其次，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必须先行，因为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出现银行破产倒闭，令储户存款无法保障。
金砖国家签署本币结算协议，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3月29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等五家银行共同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与《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这两项协议旨在以多边促进双边的方式，切实促进金砖国家境内以各国官方货币进行的商品、服务与投资活动，助力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具有深远意义。根据协议，五家成员行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规模，服务于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首先，改用本币支付简化了程序；其次，改用本币支付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且对于提升新兴市场货币地位大有裨益。
对中国而言，每年从俄罗斯、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石油、大宗商品，同时也大量出口各类商品。若可用本币结算，则对双方而言无疑是双赢之举，双方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上升，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QFII、RQFII齐扩容，资本项目开放再提速。
4月3日，证监会通告：QFII新增投资额度500亿美元，RQFII新增投资额度500亿元人民币。
此举为资本项目开放的提速之举，可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使外汇储备增幅大减，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开放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的机遇。扩容QFII与RQFII正当其时。
央行构筑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志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已进入建立倒计时。
4月11日，央行发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有关说明》，决定组织开发独立的CIPS，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提高交易安全性。
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超过2万亿元，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量超过11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不断增长对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催生了CIPS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香港、澳门的清算行系统，即境外贸易结算的参加行委托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或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担任清算行；二是境外参加行委托境内人民币贸易结算代理行代理结算业务。CIPS推出后，虽然代理行仍将是人民币汇出、汇入的主渠道和定价基础，但其打破了指定结算行的垄断，使得任何银行都可以参与进来。
CIPS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高速公路，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建设，可使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水到渠成，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助推作用。
深圳将出台系列重大金融创新，可与香港开展双向跨境贷款。
4月12日，深圳市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8个方面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24项举措。
《意见》中最大亮点为深港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文件称，该项工作在中央层面已取得较快进展，在政策正式批复后即可正式启动。
首先，该措施为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回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能够解决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去向问题，增强人民币吸引力，可有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对推动利率市场化有积极影响；第三，香港金融机构可利用低成本优势到深圳放款，深圳银行也可到香港发放贷款。有利于深圳借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力量支持本地实体经济发展。
但其中的风险也不能忽视。深港之间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正式启动，可能导致香港的汇率和利率市场产生较剧烈的震动。因此，初期一定要进行总量规模的控制。
央行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意义极其重大。
央行决定，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
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与资本完全流动性三者不可兼得。由于我国已开始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若央行希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须允许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
此决定的出台正逢其时，符合市场预期。首先，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日趋减少，国际收支进一步向均衡状态接近，资金流入流出双边情况开始出现。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边波动态势逐渐常态化，今年以来不仅出现过突破6.30的历史最新高点，也出现过单周贬值5%以上的情况，说明人民币汇率正逐步接近均衡水平，此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不会给市场带来过大冲击；其次，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交易品种和交易主体日趋丰富成熟，交易方自主定价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有利于汇率波动幅度扩大；第三，此次放宽人民币日内波幅恰好处于中国公布经济数据之后，可能是央行对经济放缓的回应，暗示已无意继续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并表明央行认为人民币已基本升值到位。
增加汇率弹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首先，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波动弹性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减少管制、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现，有利于更好地发现供求关系，促进价格向合理均衡水平靠拢；其次，可为资本账户开放打好基础，为实现自由兑换的浮动汇率目标奠定基础；第三，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将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利于要素价格市场机制的形成，使央行利用利率工具调节经济的作用扩大，也会促进企业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第四，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广度和深度，股票和债券市场仍不成熟，衍生品市场发展更为迟滞，难以为境外人民币持有人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投资产品，影响了境外居民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而人民币双向波动将增强将鼓励更多企业在外贸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以降低风险，企业需要更多地对人民币外汇交易进行风险管理，对汇率避险类的产品需求将会增大，一方面会激活诸如期权等冷门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激励银行和监管部门推出更多汇率类产品，以满足企业需求；第五，人民币波幅过低使投机人民币升值的资金获得低风险回报，加剧热钱流入。而增加汇率弹性可有效抑制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动，因为汇率快速升值到市场预期水平可消除对汇率继续升值的预期；第六，汇率波幅扩大使央行通过市场大幅收购外汇的压力大减，宏观调控的自主性将得到提升。
然而，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和外向型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汇率风险。银行需加强对外汇资产的风险管理能力，企业需适应在不再稳定的汇率环境下进行生产与贸易。
伦敦欲建人民币离岸交易“西方中心”，将与香港展开激烈竞争。
4月18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伦敦准备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西方中心”。英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伦敦已占据26%的份额。伦敦金融城发布的《伦敦：人民币业务中心》报告显示，伦敦人民币业务已初具规模，业务范围包括零售业务、企业业务、银行同业及机构业务。目前伦敦人民币客户存款及银行同业存款总额超过1090亿元人民币，其中客户存款占35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存款占74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具有流动性的人民币资金池正在建立，将在伦敦建成人民币交易中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外汇、投资和其他产品的交易。
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对中英两国是双赢：在伦敦建立覆盖西方时区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可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发源地，拥有时区优势、可信赖的法律体系、享有声誉的监管框架、极具流动性的资金池、重视创新的优良传统及众多在人民币产品和服务方面经验丰富的国际机构，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为推进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建立，伦敦已开展多项具体工作：
首先，伦敦金融城牵头建立了人民币计划工作组，现有成员包括中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及英国金融服务局担任观察员。
其次，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伦敦金融交易所（LME）拟用人民币进行金属合约结算。LME的合约是从铝到锌等各种金属的全球基准。尽管这些合约以美元计价，但该交易所为各公司提供以欧元、日元和英镑结算和清算其交易的选择，此举可能导致这家已有135年历史的英国交易所首次放弃使用英镑作为结算货币。近年来，伴随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撑了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对大多数金属的需求占到了全球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全球金属市场的主导力量。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令中国在LME期货交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而以英镑结算的合同数量已下降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中国可以此为契机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有助于借助伦敦这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三，4月18日，汇丰集团在伦敦发行20亿元人民币优先无担保债券，这是首次在大中华区之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也使伦敦成为继香港之后的第二个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笔债券的发行将为有意寻求人民币国际融资的欧洲及以外地区的其他机构开启一个崭新的市场，增强了人民币的“体外循环”，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虽然目前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伦敦的人民币存量和离岸交易业务量与香港相比还相去甚远，但香港更多地是依赖于地理位置优越与中央政策倾斜，而伦敦不仅在金融创新与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发展人民币业务上也拥有独特优势：欧洲作为中国的第二大对外贸易地区，为伦敦人民币资金池的扩大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不但所处时区与香港不同，更重要的是其金融网络不单覆盖整个欧洲，更接通中东、俄罗斯。因此长远来看，伦敦很可能取代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或是为应对来自伦敦的挑战，仅仅一天后，港交所即宣布计划在取得监管批准及市场准备就绪后于今年三季度推出离岸人民币期货。推出该产品可使香港人民币计价产品更趋多元化，同时，由于央行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通过人民币期货，参与者能更好地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合理价格，规避人民币汇率过分波动的风险。
然而，为保住自身地位，香港尚需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争取人民币业务优先在香港试行，并加强与中央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