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团与辛亥革命

日本财团与辛亥革命

■ 白益民 王宇

中国过去的历史，很难用一条简单的脉络去勾勒。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出戏，华夏儿女无疑是这出戏的主角，然而，诸多“配角”所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我们重新回顾100年前那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时，革命先烈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政府及其支持的财团势力，在辛亥革命前后亦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趁虚而入

中国的封建时代，恰似一场又一场盛装大戏，台上封侯拜相，台下落寞潦倒。等到锣鼓停声，改朝换代，一切贵贱穷富，皆归乌有。大清朝也不例外，这场戏足足演了267年，到了1911年，终于演不下去了。

彼时清廷与西方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威信一落千丈。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带来一定技术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宣统三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的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时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钱款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部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另一方——日本，却借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借国力强大之东风，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最主要的交易商品除稻米外还有煤炭，并出口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在政府主导之下，三井与各地炭坑缔结独家贩卖契约，其承办数量一直增加。另外，对应日本纺织业的兴隆，也扩大棉花与纺织机器的进口。

甲午战争的获胜为日本带来庞大利益。首先以2亿3千万两的赔款金进行日本的金融改革，确立了金本位体制，拥有了能与欧美诸国竞争的经济力。同时由于领有了台湾与澎湖岛等殖民地，以及取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开放朝鲜的四个港口，开始开拓与独占台湾、朝鲜市场。这些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契机，亦成为三井物产发展事业的契机。三井物产随着纯益增加和资金丰沛而开始金融活动，投资各种公司，并形成三井物产联合企业群。

独占东北 称霸上海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得了南满的殖民权益。日本势力扩及到中国东北，取得了大连与旅顺的租借权，也接收俄国所拥有权益的中东铁路（自旅顺至长春），还获得鸭绿江右岸一带的森林砍伐权，安东奉天间的铁路使用权以及铁路沿线驻兵权。日本的财阀势力随着军阀势力踏入南满，三井物产亦随着日本势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也随之开始开拓东北市场。三井系对南满大举投资，先后取得了鞍山铁矿和抚顺煤矿的开采权。

三井进入东北地区后，安田、三菱等财团的势力也尾随而来，安田在一年中的投资规模甚至一度超过三井的三年之和。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财团已经完成独占东北市场的准备，而开始棉布、武器、砂糖、面粉等的贩卖，以及大豆、豆饼、杂粮等的收购出口。当时在欧洲大豆是肥皂原料，豆饼为饲料，需要量颇大。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井物产开始将大豆出口至欧洲，销售成绩非常好，获得成功。当时，在华日本财团的重要经办商品是煤炭、棉花、棉纱、棉布、蚕丝、砂糖、机械、金属器物、稻米、大豆、豆饼、木材等等。虽然所经办的商品五花八门，但这些重要项目是让日本财团势力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

霸占东北市场的同时，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也开始把对华资本输出的方向集中到上海。上海附近产蚕丝、稻米、棉花。纺织业是当时上海的支柱产业，各国纷纷投资。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寻找厂址是最令人头痛的。于是，三井把目光转向了底子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纱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还算有厂房、有设备，只要盘过来，投入一些资本便会产生活力，可以和英美人竞争。

1903年，三井看上了位于上海市区的大纯纱厂。这家厂距离三井在上海的据点三井面制厂很近，便于管理。厂虽不是资金雄厚，却占有很大一块地方，有伸展余地。于是，三井便开始购入大纯的股票，大纯股很快成了上海的红头股，价格直线上升。到1905年，三井成了大纯最大的股东。于是，三井便虚张声势，大量抛出股票。由于此时的大纯股正处于高价位，而三井作为大纯的第一大股东大抛股票，使其他握有大纯股票的股东对大纯丧失了信心，也一哄而上，猛抛大纯股。于是，三井趁着自己营造的低价位，马上大批购入大纯股票，从而完成了对大纯纱厂的收购。

居心险恶的政治投资

在经济领域进行投资的同时，日本也瞄准了中国另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政治。早在1895年，孙中山秘密策划广州起义之际，便经过英国人康德黎博士介绍，结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这年3月1日，在梅屋的联络下，他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以争取日本对起义的支持。据中川提交日本政府的报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欲求为之筹措。”

4月17日，中川恒次郎再次报告原敬孙中山来访事宜：“其后，孙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可见当时日本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无太大兴趣，面对严重缺乏资金而四处求援的革命党人，也并无任何同情之心。然而，随着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金融势力终于按捺不住，立刻主动提出愿为新政府提供贷款。

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时，因西方势力不予支持，无法从各大银行获得贷款，经济上十分困窘。据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竟发现“财政部”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处境之艰难。

就在此时，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出奇地“积极”和“主动”。日本方面派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从中撮合，提出南京政府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向日本方面贷款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也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政府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有效期50年。

幸而此时，尚有一批头脑清醒的中国实权派人物及时揭穿日本的阴谋。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南京政府道：“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此后随着中国政局动荡，日本财团密谋投资中国政治的计划亦无果而终，但清朝灭亡前后数年日本财团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稳固经济势力，却成为该国日后发动侵华战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