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专注于产品升级

统计局22日发布了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按汇率6.3计算，约合人民币22.95万亿，正好与第二产业增加值22万亿规模相当。其中，贸易逆差主要发生在对东亚（日、韩、中国台湾等）、澳大利亚、非洲和中东的贸易中，贸易顺差则主要发生在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中。这反映了我国产业经济的基本结构：从大洋洲、非洲和中东进口铁矿石等初级产品或能源，同时配套东亚经济体的进口中间产品，经“世界工厂”制造或组装后出口至欧美国家。但是，欧美国家的高消耗、高福利模式已难以同时维继，扩大内需自然也就成为经济“稳中求进”的必然选择。

从宏观层面看，扩大内需需要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近期出台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以及“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等都指向了这一点。

从产业层面看，提高劳动力工资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因此，新年以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进一步明显。这也意味着，东部沿海（2010年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的贸易顺差之和占到了中国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强）需要相应地提升产品附加值，才能保持其竞争力。产业升级的策略涉及多个方面，这里就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进行解读。

众所周知，该领域的“摩尔定律”意味着每隔18个月计算机的性能将提升一倍，价格会降低一半。但是，由于程序（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等）的升级与数据扩大，消费者不得不采购最新的高性能计算机，而不能“等待18个月后再购买”，或者“采购18个月前推出的计算机”，这被称为“安迪-比尔定理”：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为代表的软件开发升级，迫使用户不得不更新计算机，这时，整机厂商再向英特尔（原首席执行官为安迪•格鲁夫）订购新的芯片，从而形成产品消费的升级循环，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尽管有人认为，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打破这一规律，但事实上，当前社会的电子信息应用和数据越来越庞大，这一规律仍然适用，只是“安迪”和“比尔”的角色可能不再是英特尔和微软，而是变成了思科和谷歌。

当年，英特尔和微软能够胜出，专注于核心技术的研发是其成功的关键，而这一点也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和摩托罗拉（英特尔发展早期的主要竞争对手）等公司的教训。摩托罗拉公司暂且不论，我们看一下日本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半导体产品生产大国，曾有机会扮演“安迪”的角色。此前，出于赶超战略的考虑，日本在比较容易复制的芯片技术（例如存储器等芯片）上飞速突破，以至于一度垄断了全世界的存储芯片市场，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美国公司都无法与其在质量与价格方面相抗衡。1988年，日本的芯片产值占全球芯片业比重高达67%，高峰时期雇用员工多达19万名。1989年，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3家企业垄断了世界半导体产量最大的公司的前三名。但是，这些企业却对中央处理器的研发投入甚少。与之相比，英特尔于80年代果断地停掉了内存业务，将此市场完全让给日本人，自己则投入重金集中精力研发高端的中央处理器。20世纪90年代实，英特尔依靠80486的开发超过所有的日本半导体公司，之后稳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公司则渐趋式微，到世纪之交已经出现亏损。

客观地比较我国产业现状与当时的日本产业水平，姑且不论金融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我国不少产品的生产规模比重不逊于当年的日本，例如家电整机和小家电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分别已达30%和60%左右。但是，从技术上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整体上仍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与80年代日本技术的地位相比还有不少差距。

随着3C融合（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加快，要避免重蹈当年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覆辙，就必须在未来的“安迪”和“比尔”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看，专注于空调研发的格力等企业就很值得重点关注。近来，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退出和稀土价格的上涨，空调业“进入寒冬”的论调时有发生，但格力却凭借技术优势公布了2012年冲击1000亿的目标。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类企业的发展前景是观察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窗口；企业能否由其带动其员工收入的稳步增长则是观察我国内需结构的一个窗口。